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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和谈前的几个片段（第1页）

北平和谈前的几个片段

◎张治中

作者简介：张治中，1890年出生，安徽巢湖人。时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1969年逝世。

一、忽想退保西北

（1949年初）李宗仁一上台，和谈空气显得更浓厚。先是孙科内阁在19日提出“先行无条件停战”的要求，为中共所驳斥。李这时发表宣言说：“中共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但是中共的答复是：等北平解放以后才能决定。我看这情形，和谈一时不得开始，就向李请求先回西北一行。他同意了，但说快去快来。照理说，和是我一贯的主张，到这时候我为什么又萌退志？真是说不出什么理由。不过看到大局情形，深感无以为力；特别是孙阁早已在风雨飘摇之中，李一上台就想改组内阁，以刷新内政来收揽人心，促成和谈，他多次表示要我来担任，这是我所不愿接受的。于是我的全局无望不如退保西北的意念更坚决了。回到兰州后便决心不再离开西北，而且打电报连和谈代表也辞去了。

记得我是元月底回到兰州的。在这时候对于如何保全西北一事，除了在新疆有相当把握外，宁夏、青海两马是棘手的，甘肃也得下功夫。在2月7日甘肃省党部纪念周中，我以《三年来和运的回顾与展望》为题，有长篇的大胆的讲演。除了叙述这三年来的和运经过外，把自己一贯的主张坦白地和盘托出，末后指出我所以主和的三大原因，暗示西北将来也非和不可。这是为将来和平转变的思想准备，对社会人心具有强烈的安定作用，但亦为少数顽固分子所暗中反对。

自己很想在兰州安定下来多做些准备工作，但是李宗仁的电话电报是不断地来催。在李的方面，当时他确实不会答应我置身事外。好些朋友们也以大义相劝：“不管和谈成与不成，你既然一贯主和，现在双方都愿意谈和，你是不能规避责任的。”我自己也想：此时和的可能性虽然很小，但是如果置身事外，也不是对人民、对国家应有的态度，同时由于自己20多年来对和平的痴心梦想，使我对当前的和谈仍然存了万一的希望。经过郑重考虑后，还是接受了李的邀请，在2月20日飞回南京。那一天，南京气候异常恶劣，能见度只有200公尺，云层极低，又有蒙蒙细雨。当时何应钦、白崇禧、李汉魂等都到机场迎接我。白还说：“我听到半空飞机声音盘旋了半小时之久，尚在替你祷告平安哩！”

二、溪口盘桓

我回到南京后，虽然北平已于元月31日和平解放，中共方面还没有表示开始和谈的确实讯息，只好住下来再说。就在这时候，我常常听到李宗仁的左右很愤慨地在发牢骚，说蒋表面是下野了，事实上还在溪口指挥一切，和各方联络，特别是对各地高级将领都联络不绝。而李发表的七项措施，特别是释放政治犯（指明张学良、杨虎城）根本做不到，因而说：“我们管不了，就交还给蒋吧！总统不过是代理，一走就可以了事的！”

我看这情形不对，便动了劝蒋出国，以便李放手去做、促进和平，且对蒋个人亦属有利的念头。这事我曾和李，和张群、吴忠信等几个人商量过，都表同意，并且作了一个准备。刚好吴忠信也想去看蒋，我们两人就一道坐了飞机去。

那是3月3日，蒋还派了蒋经国到宁波机场接我们，转乘小车到溪口。

蒋和我们寒暄后，劈头第一句就说：“你们的来意是要劝我出国的，昨天报纸已经登出来了！”（原来中外报纸都登出，说是据某方可靠消息，国民党中劝蒋下野的几个重要人物，现在正在劝蒋出洋云云。事后查询，却是李宗仁对甘介侯说过，由甘传出去的。但不知道他们基于何种见解而有意外泄或者于无意中泄露，则不得而知。）跟着很气愤地说：“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他这几句话把我们的嘴巴封起来了，我们两人只有先说别的话把这问题搁在一边。不过既然来了，且住下再说吧。

当时蒋住在溪口雪窦寺妙高台，我们两人也住在那里。一住就是五天，以后回到溪口又住了三天，早晚起居都在一起。白天蒋和我们逛山水，其余时间就谈话。上午谈，下午也谈，吃饭谈，逛山也谈，晚上围炉也谈，这八天中，真是无所不谈，一切的问题差不多都谈过了。当时我还做了一个记录，要点如下：

（一）关于和谈限度及代表人选问题，我们曾请蒋表示意见，蒋反问我们有什么意见。我说：“南京方面意见：中共所提八项的第一项，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关于军队改编一项，认为应先决定全国军队数额，然后研究双方军队所保持的比例，各自编成，并且在三年内分期逐步把全国军队缩减到适应国防上需要的最低限度数额，并且确实完成军队国家化的目标。我们希望能够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如东北、华北各地由中共领导一样。必要时让步到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和汉口、南京、上海三市联合管理。联合政府问题，过去有三三制的主张，最近也有建议六六制的，不外使双方在未来政府中保持同等的发言地位。双方管辖及共同管理的地区，将来也要分期实现政治民主化，使国家真正趋于统一。至于其他各项，都可加以考虑。”蒋对这些意见表示首肯，不过认为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汉口、南京、上海七省市共管一事不必由我们提出，中共恐怕还不是这样看法。

至于和谈代表人选，报上有增请张群、吴忠信两位参加的传闻，吴当时坚决表示不愿干。蒋说：“不干也好。”我也表示不愿参加，蒋先说：“这是值得考虑的。”后来又说：“不参加也好，恐怕摆脱不了。”又彭昭贤、钟天心已经请辞代表名义，蒋说：“于北方籍的立监委员遴选最好。”

（二）关于党的问题，我们力言年来全国党务几乎已经完全陷于停顿，党的神经中枢亦呈瘫痪状态，如果长此拖延，恐怕会无形解体，应该切实整顿，团结并发挥革命组织的力量，达成新生的任务，对这方面有详细的分析。蒋对此频频点首，并说以后当邀集有关同志，对如何健全本党，作具体详尽的研究。蒋又多次表示他必竭力支持李宗仁，李现在负的责任就是他的责任，李的成败就是他的成败，不过希望李、白也要具有同样的认识，才能做到内部的团结。就是希望李、白先从心理上转变，对他的态度有所改正。最后一再表示他不会再度出山，终他的一生也不愿再度执政。又说今年他当总统实在是一切失败的根源。

（三）关于外交政策问题，我们拿平时一贯的主张，作详尽的申述，认为必须做到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设法打开中苏僵局，国内才能团结安定。蒋对这点表示也可以，但一再说对中日问题不宜忽视，认为中日两国能够亲善合作，不但对两国有利，对远东以至世界和平都有利。

我们将来可望因此不再受白种人的欺负压迫，不过目前还做不到——或者终他的一生也还做不到。

（四）关于特殊建议问题，我们建议他对革命的领导方针应该重新郑重考虑，从今以后，应该放弃和中共军事斗争的企图，移做政治竞赛的努力。在保有的若干省份中，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争取人民对党的同情，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至于今后国家的体制，当然是实行多党政治，所以我们可能一时执政，一时在野，绝不能再存那种由本党一党专政，或以为以本党为主体执政能够行之久远的错误观念。我们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应该有远大的打算，只有实行政治民主化，实现多党的民主政治，才是今后中国应走的路向。蒋对这两点频频点头，但表示：我们虽然想保有若干完整的地区，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可是共产党是不愿意我们这样的，同时我们也不容易做到，我们现在应该先作最恶劣的打算，即使毫无完整的地区，亦要作复兴国家的努力。

（五）关于蒋的出国问题，第一天看到蒋，便被他发了一顿脾气，我们不容易再开口，以后只得转弯抹角地从老远的地方转到这问题上来，给他委婉分析，认为他留在国内，无论对大局对个人，都只有害处而毫无益处。谈了好几次，有时一接触到本题，他就故意谈到别的问题去。有时很愤慨地说：“我是一定不出国的！我是一定不亡命的！我可以不做总统但做个老百姓总可以自由！”有时我举出事实说明他还在那里指挥军事譬如宋希濂要逼走孙德操，自己移驻到宜昌去，便说是奉了他的电报，以后孙到重庆便很愤慨地告诉萧毅肃，由萧传了出来。蒋连说：“没有这回事，我没有发这个电报！”后来他的态度比较和缓，只说：“如果要希望我出国，要好好地来！他们太不了解我的个性，竟想利用中外报纸对我施加压力，这是不可以的。我可以自动住到国内任何地方，即使到国外也可以，绝对不能出之于逼迫。”到这种地步，我们不便再勉强说下去，只好留到以后再说了。

（六）关于内阁改组问题，李上台后，孙阁就有总辞职的消息，立法院对孙极不满意，李也不愿意孙继续下去。3日到溪口后，我们曾和蒋谈到这一问题，蒋表示对孙不勉强予以支持，如大势所趋，孙被迫辞职，只有听他辞去。到7日，孙阁已向李提出辞呈，李打电话到溪口和我们商量，提出几个继任人选，特别着重在何应钦，但是蒋表示不赞成说：“为什么一定要提和我有关系的人来做院长？院长应该让别人来做，何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好了。”并且指出：（1）在准备和谈期间，敬之（何应钦字）任行政院长颇有不便，甚至发生不良影响；（2）现在是备战求和，仍然以整饬军事为重，不应分心；（3）何在目前继孙组阁也不相宜。我又以电话和何商议，何对组阁很犹豫，并说：“院长我都不愿意做，我还做副院长？”我又回过头来劝蒋：“你要不同意由何敬之来组阁，内阁组不成，李又要来抱怨你，把责任推给你了。而且你希望何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何是一定不会干的。”蒋仍未同意，问题便僵住了。李又一天几次电话来催促，一直到10日我们准备离溪口回南京前，蒋才同意了，而且写了一封亲笔信给何，要我们带去。

由于这八天的盘桓，我们用尽种种委婉的言辞来和蒋谈，培养大家的感情，后来蒋的态度就和缓多了。临别还送我们下山到溪口，并一直送到宁波机场上飞机，欢然握别。

三、何应钦组阁

我们回到南京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和顾祝同、白崇禧带了蒋的信到杭州劝何应钦。何在极为踌躇之后终于答应了，不过他一再郑重对我说：“你一定要答应负起和谈的责任，我才干！”到了这种地步，我也只有同意了。于是何的新命在3月12日正式发表。

何阁成立后第一件事是和谈，其次是财政（特别是物价），再就是外交。为了打开中苏僵局，我主张邵力子先生出任外长，但是邵不愿意。

不得已而思其次，我曾建议以当时的驻苏大使傅秉常出任。内阁名单发表后，外间便纷纷传说：“这是张某人提出的，今后要改走苏联路线了。”

各种反对的论调纷至沓来。其实，我和傅只有一面之缘，并非素交，我的建议只是着眼在外交政策为事择人而已。后来因党内顽固派的反对，傅也不敢就了。

到同月26日，中共正式发表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和谈代表（4月1日加派聂荣臻作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以毛主席元月14日《关于时局的声明》所列八项和平条件为基础，自4月1日起在北平开始谈判，并由广播电台通知南京政府依据上述时间地点，派遣代表团，携带为八项条件所需的必要材料，以利举行谈判。这个消息一发表，沉闷的空气为之一振。而南京政府的和平商谈代表团名单（首席代表张治中，代表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刘斐、李蒸，秘书长卢郁文，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华）也在这时通过发表了。

四、和谈腹案

在中共通知和谈地点与时间前，对于如何进行商谈有过四次集会研究，都由何应钦主持。出席的除代表邵力子、章士钊、刘斐、李蒸外（黄绍竑在赴平前才赶到），翁文灏、彭昭贤、贺耀祖都参加，黄少谷也以行政院秘书长资格参加。

经过这几次研究后，决定：

（一）为会商和谈的便利，建议请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改在南京开会（这时已迁往广州）；（二）为指导和谈进行事宜，请李代总统、何院长，并由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公推委员三人，共同组织指导委员会；（三）和谈不另订方案，只就中共所提八项作基础加以研究，酌定原则性限度，由和谈代表负责进行。

最后把四次会议研究的“原则性限度”写成一个腹案，作为到北平商谈的依据。

全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