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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礼法并用方可服人（第1页）

第6节礼法并用方可服人

笔者问曰：在实施“以礼治世”时，是否只要按照先贤们的理念去做就可以？

陈廷敬答曰：盖古今之势不同，而法亦因时而屡变也。

以礼待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生活中，待人有礼的人总是更容易受到欢迎，得到尊重。从懂礼之人口中说出的话，也往往更容易被其他人所接受，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懂礼之人会用一种比较温和且坚定的语气向人们讲述道理，并且在讲话时，他们会考虑到听者的感受和心态，让听者没有理由反驳。

孔子曾说：“不学礼，无以立。”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孔子看来，人的立身之本就在于学礼懂礼，一个不懂礼的人，不要说有所作为，即使只是立身于世都会非常困难。陈廷敬自小学习儒学，对于这一观点自然也非常赞成。

孔子不但把礼视为立身之本，还把礼视为社会的纲领，乃至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用于治世时，“礼”的含义有了些改变，由礼仪变成了礼制，但终归结底还是依照“礼”的本意引申出来的。正如伦理道德会对人们的言行举止进行规范一样，礼制是对社会的种种不良现象进行规范。

人非圣贤，是人便会有过错。社会中的种种不良现象都是由于人们犯下的过错产生的，只是有些过错情节较重，成了犯罪；有些过错情节较轻，只能被称为恶习。在《论语》中，孔子提出要“为国以礼”，其意便在于提醒统治者要以礼治国，对世间的不良现象进行规劝和制止。然而，之后的多位封建统治者都没有接受孔子的建议，孤注一掷地选择了以武力震慑人心，以武力治理国家，最后终于使国家走向了灭亡。

自古以来，每朝都有其特定的法律，对于君王而言，他们制定的法律就是最高的命令，谁都不可侵犯和更改。即便有些法律完全从保护封建君王的利益出发，无视百姓的疾苦，作为君王也仍然会强制推行，以求对国对民进行完全的控制。这种“重法轻礼”的行为让百姓们怨声载道，以至于社会上哀怨不绝，叫苦连连。

陈廷敬曾任礼部侍郎多年，在职期间，他对以礼治世有着深刻的体会。他读过历史，并从历朝历代的教训中清楚地看到，想要治世，单有法律还不够，一定要礼法并用，才能使天下秩序井然，百姓安居，社会安定。

礼部是清朝管理全国科举考试以及与藩邦往来的部门，其主管为礼部尚书，官居从一品，职责在于主持礼仪和祭奠，管理科举考试，出席外交活动等。礼部侍郎为礼部尚书的副官，官居从二品。用现在的话来说，陈廷敬当时只是礼部的“二把手”。

虽然只是副官，但陈廷敬并没有因此对自己的职责有所放松。上任以来，他便努力推崇儒家文化，多次表现对儒家“为国以礼”思想的赞同，并且主张在治世时采取礼法并用之道。有些时候，他对礼的推崇甚至远远高出了对法的推崇。

战国时期，荀子在“为国以礼”这一观念的基础上又提出了“隆礼重法”的主张，即“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陈廷敬受儒家思想影响严重，无论为人处事，又或是为官治世，他都谨遵儒家理念，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在探讨治世理论时，他沿用了荀子的这一主张，认为应以“礼”为治世的主要原则。

荀子认为，想治世太平，需先“礼法并重”，必要时还需“礼高于法”。法能令人畏惧，却不能服众。百姓会因惧法而不去犯罪，并非因为明白此事情节的恶劣，而是因为害怕受到严酷的刑罚，所以压抑自己的欲望和冲动，不去做犯法之事。礼则不同，即可以使百姓明白此事不可做，又可使百姓明白为何不可做，从根本上制止了犯罪的发生。

荀子说：“故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会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他认为，知礼懂礼，人的修养就能得到提高，不做违法之事，而当天下人都爱好礼仪时，世间自然也就没有违法之事发生。如此一来，就不需要依靠刑罚来对社会进行管理了。

陈廷敬在此方面也与荀子意见相同，他命人重刻《小儿语》和《宗约歌》，就是因为这一原因。在为这两本作品所作的《合刻吕氏二编序》中，陈廷敬写道：“非其不知人不可杀，而人之所以不可杀之故，凡民之知者或鲜矣。此二编者，虽非独为此而作，然童而闻之，熟于口耳而悦于心，人之所以不可杀之故，将深知其意。长焉老焉，谨而避之，民之犯于刑者亦鲜矣。”

礼治之礼最早起源于远古的祭祀文化，人们在祭祀时，需要满怀尊敬之情向神明行礼，久而久之，便演变成了对君王的行礼，以及在生活中的礼数。古代人们比较公认的有关“礼”的典籍有“三礼”，即《周礼》、《礼仪》和《礼记》，其中《周礼》和《礼仪》比较全面地记载了关于古代礼仪之事，其内容却又有所不同。

《周礼》世传为周公旦所著，是一部通过礼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此书中对从上古时期到殷商时期的所有礼制体系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并将先秦时期的许多社会情况，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分别进行了介绍。书中所记录的内容都是真实的，有据可考的。在众多儒家经学著作中，《周礼》可谓是一本最全面、最权威的关于礼乐的书籍，故后人称其为汉族文化史的宝库。

《礼仪》共十七篇，分别对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等礼进行分述。关于《礼仪》的作者众说纷纭，有说是周公旦所作，也有说是孔子所作。根据《史记·儒林列传》中的记载：“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由此可推测，孔子只对《仪礼》进行了整理和修复，而并非此书作者。

《礼记》属于礼制和礼仪的杂集。其主要内容为先秦的汉民族礼制和礼仪，孔子与弟子关于礼学方面的探讨，以及关于做人准则的阐述。

上述三本书，陈廷敬都做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人们常说的“三礼”中，其实只有《周礼》和《礼仪》可算得上古代礼学之作，“《周礼》者，周官政典之书。《礼仪》者，仪法度数之事。”至于《礼记》，陈廷敬则认为它“则诸儒杂记之书，非古礼经也”。

关于仁政，儒家观点是，只要依礼施政，所施之政就必然是仁政。对此，陈廷敬也有自己的领悟，他结合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仁政的实施方式以及其结果，对这些事例进行分析，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在以礼施政时，当“沿袭不同，复之无由”，根据社会中的实际情况去采用最适合的方式，而不是对所有现象一概而论，不知变通和改进，只知沿用旧时的方法。

在《三礼》一文中，陈廷敬以王莽和王安石为例，指出他们二人之所以会在“以礼施政”的过程中失败，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礼”的概念不够了解，也不是因为他们施行的力度不够大，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审时度势，对他们所处的环境进行分析，结果采用了不恰当的方法。

为了制止地主和官僚肆意进行土地兼并，扩充财富，让天下人都有田可耕，王莽以《周礼》为参考，推行了“王田”制，宣布天下的田地都为“王田”，任何人不得私自买卖，家有男丁八口，方可拥有九百亩田地，如果一家男丁人数不足八口，所分得的田地超过九百亩，就要将多出的田地分给宗族里的其他成员，或是将多出的田地分给邻居。为了确保政策的实施，王莽还规定，若是有人敢破坏法令，抗旨不遵，一律流放。

陈廷敬认为，王莽的初心没有错，唯一的错在于他没能看清当时的社会现状。对于一个刚建立不久，还未安稳的国家来说，如此大刀阔斧地推翻持续六七百年的旧土地政策，还要立刻实行新的政策，必然会遭到土地所有者们的强烈反对。加之这些土地的所有者不仅有地主，还有手握兵权的官僚，纵使朝廷兵力雄厚，也是双拳难敌四手。

王安石在实行“青苗法”时同样犯了对社会现状不够明确，盲目循守旧礼的错误。陈廷敬说，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的政策才会“以之速亡，召乱矣”。“盖古今之势不同，而法亦因时而屡变也。”陈廷敬认为，想要依礼治国，就要懂得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借鉴先人们的智慧，结合国家和社会的实际情况，对这些智慧加以改良，得到最适合所在社会的礼治章程和法则。

此外，陈廷敬认为，仅仅依礼施政还不够，为官之人还应注重务实治学和做事，强化自身修养和道德，先从自我做起。他认同孔子所提倡的“克己复礼为仁”，建议官员们要克制自己，不为外物所动，不为所欲为，以免发生春秋时期那种“礼崩乐坏”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