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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江城日报》有关企业改制的文章连篇累牍，还开辟了专栏。市电视台企业改制动态成了热门新闻和焦点话题。全市的工业大县的县委书记在改制大会上慷慨陈词：“对公有制企业就是要卖得高高兴兴、卖得干干净净、卖得彻彻底底，不留私货！不留死角！”他的讲话在电视台专题报道后，在全市引起轰动，人们街谈巷议。市委书记也在电视上大讲特讲，企业改制，要“卖”字当头，改制的形式是：一“卖（拍卖）”、二“股（股份制）”、三“租”（出租）、四“破”（破产）”。这四种办法都不行，就“送”（推送）。

区里抓得这么紧，是市里把企业改制作为了头等大事！

区里五天一汇报的例会制度，搞得烟冒火起，不行动怎么去汇报、说什么，还能说已经说过的话？而且，还有个倒计时，有些企业明确规定了完成的具体时间。经济部门，特别是乡镇办领导，一个个被逼得走转转！

全江城，从上到下，到处都在谈论卖企业，人人都在说企业改制！

区里每五天的改制汇报会，唐华还是不去参加，理由都是对企业情况不熟悉，说欧平去好些。在这一级，政府或行政一把手遇到难事往往给党委书记推，到党委书记就没有再推的，再难再不愿意也要硬着头皮上。开会不仅仅是开会，去开会要汇报，开会回来要召开领导小组成员会议传达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大的问题，还要召开党委会或者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做出决定，落实到位到人。

滨江办事处是全区唯一一个没有“三农”的纯城市街道的办事处，这使它从很早起就在办企业并形成传统。城市有一些人没有职业，没有职业就没有经济来源，就没法生活，就有可能闹事。同时，城市有很多需求。于是，政府就把长期无事可干的人组织起来，针对城市需要办起一些厂、社、站等，给无工作的人找一个生活来源。城市建设需要砂石，就组织一些人在嘉陵江边筛沙洗石子；包装需要纸箱，就招来残疾人用大纸板做成各种规格和形状的纸箱；生产需要工具和劳保用品，就办综合加工厂生产草绳、木把、背篼、簸箕和手套、草帽、垫肩、云肩等。江城是川北门户，新中国成立前因战争、饥荒等原因，很多北方人往四川跑，在这里落了脚。他们会赶马车，就成立搬运社，既搬运货物，也在城郊客运载人……建市后，镇改为办事处，所属企业的个数和规模相当可观，有可靠的税费收入，被收到市里，成立第三工业局管理。

20世纪80年代末，掀起“南海潮”——开发海南岛。全国风起云涌，不少单位、企业、个人前去淘金。刚建立的滨江区派人去建采石场，滨江办去办了一个砖厂，想的是要抢占先机，那里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必然需要石头和砖瓦。谁想到，热潮很快退去，迅速由火热降到冰点，所有的投资变成了搬不走的废墟，人员全部撤离，留下“一地鸡毛”。滨江区和滨江办都是其中的“冤大头”！

滨江办原来的日子还可以过，这次元气大伤。贷款要还，不可能有上级拨款偿付的事，决定再办企业，起死回生。又继续举债上项目，先后办了砂轮厂、铝箔纸厂、炼油厂、家具厂、汽车挡风玻璃厂、棉织厂、纸箱厂、药材商行、教育印刷厂、校服厂、建筑公司等。直到前两年药材商行进货被骗，责任人受处分，才止住脚步。

几届领导要发展经济的心情不可谓不急切，不能说没有改变滨江办面貌的决心和坚韧，也不能不说追求的良苦，但是事与愿违，所办企业，除了几个没由他们直接操控的以外，其他全部或由于项目选择失误、技术缺乏、没有市场，或因为经营不善、负责人出了问题等原因，有的一两年、有的几个月就关闭，然后把债务转给下一个企业，最后一个接盘的企业就是北门外的山坡上只有两三亩地、一千多平方米破厂房的挡风玻璃厂。上项目急需资金的时候，不仅向银行、信用社、保险公司贷款，还招收西城铁路扩能的二十五个土地工每人带资五千元进厂当工人。

滨江办事处办企业屡遭“滑铁卢”的事，欧平在区委时就有所耳闻，但办企业为了积资招了二十几个土地工，企业倒闭了每个月由办事处发生活费的情况是今年春节前才知道的——春节的前一天，欧平在办公室，一伙人来找他要钱。他有些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把党政办贺主任叫来问，才知道是原来办事处办企业缺乏资金，人家是带着占用土地的安置费进厂的。厂垮了，没有班上，挣不到钱，厂里又用了人家的钱，前面领导解决的是给每月发生活费。这又几个月了，快过年了，人家来要钱。欧平听了，立刻感到这是一件大事，是滨江办稳定的一个隐患！

以前办的企业多，现在改制的任务就重。时间久远，人都散了，情况很难弄清楚，改制的难度增加。只好一边对情况复杂的企业进行调查了解，一边先改相对容易的企业，完成一个少一个。

在这次企业改制调查中，欧平知道办事处名下有一个建筑公司。

这个建筑公司是一个既没财产也没人，只有一个牌子的企业。自从登记注册后，办事处没有用它进行过一次建筑活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办事处机关受编制限制抽不出人，也没有熟悉建筑施工和对这一行有兴趣的人，因此没有人出面去承揽工程项目、建房、筑堤、修路等等。二是对外没有物色到合适的人来负责这件事。牌子办回来，一直放在那里，落满灰尘。后来，有一个叫老汪的外地人，住在东城办与滨江办相连接的卢家湾，是个搞建筑的，需要牌子揽活路，经人介绍把牌子拿去用，承诺每年给滨江办支付一定的费用。办事处领导认为，反正牌子搁在那里也是浪费，人家拿去还能起点儿作用，办事处也多少有些收入，就叫老汪把全套证件拿去了。开头一两年，老汪给办事处交了钱，后来就没有了音信。

分管企业的副主任李洪福汇报了这件事，欧平很高兴：“这还是个值钱的东西，办事处身无长物，这还是一笔资产！”欧平这样说，是因为国家已经停止颁发建筑许可证，而当下建筑行业很来钱。

建筑公司没有什么麻杂事，还可以卖一笔钱，就先改建筑公司。他安排李洪福，让企业办派人去把老汪叫来，跟他谈——一是要按承诺交清这些年的牌照使用费；二是企业改制，这一套证照要收回出售，如果他买，可以优先。

李洪福行动迅速，很快就把老汪叫来了，但是没谈拢。老汪是一个十分狡黠的人，说这些年没找到活路，证照没用，也没年审，完全没做工程，没有钱交费。还说前些年每年年审的费用是他交的，他拿去使用时没有明确叫他负责年审。李洪福谈得冒火，但老汪就是不承认交钱。李洪福把同老汪谈的情况向欧平汇报了，欧平也很气愤。无商不奸啊！

区×委计财股长兼会计的谢旭和老汪住得很近，而且很友好。老汪回家遇到下午吃完饭转路的谢旭，两人说起话。

“谢股长在耍？”老汪谦虚恭敬地招呼当干部的谢旭。

“啊，汪老板！你才回去？”谢旭笑脸回问。

“我们咋能跟你们端‘铁饭碗’的比嘛！我们是自己找钱吃饭！”狡黠的生意人向前走了几步又停住了，脑子里转了一个圈，又转身向当干部的谢旭走来：“唉，谢股长！听说现在滨江办事处的主任是你们×委去的？你帮我个忙嘛！”

老汪向谢旭说了自己使用滨江办建筑公司执照，企业改制，滨江办要他交清费用并要收回牌子的事。

“没问题，我给老唐说一下就是了！老唐也爱帮忙，是我们那儿去的！”

谢旭没等老汪说完，就拍着胸脯打起包票，“这事包在我身上！”

没几天，谢旭到滨江办来了。

谢旭是借口到滨江×办有工作上的事来的，来了先到唐华办公室，把事情说了，才上二楼到×办去问了一下一笔经费的问题，走了一下过场。谢旭和欧平也非常熟悉，正在×办办公室说话时，看见欧平从门口过，赶快站起来打招呼，还跑出来同欧平点头哈腰地握手，说：“你这一天忙的，我才在唐主任那儿坐了一阵。”到唐华那里干啥没说。

李洪福谈了几次，老汪都死死咬定不松口，还是叫他交费没钱，叫他把牌子拿回来还给办事处又不愿意。

事情僵起了，改制工作催得急，欧平只好叫李洪福把问题在党委（扩大）会上提出来，让大家来出主意想办法。

会上，欧平说，一个建筑公司牌子，要十万元才卖。

参加会议的人被吸引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一阵没有反应过来。

其实，欧平不是漫天要价，他的理由是，建筑业很来钱，不少人没有多高的文化，也没有多了不起的技术，甚至只会码砖，在工程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照图施工，做几个不大的工程，就由原来的一个普通人、到小食店吃早餐都要挨别人结账的人，就很快西装革履、油头粉面起来。有的做了一个大工程后，就开始有钱给自己修一幢楼！如果有人揽到一个工程，就缺一个施工许可证，十万块钱不就稳稳当当地进了办事处的财政，办事处的日子不就好过些了吗？

十万元是一个诱人的数字，党委委员和行政副主任等领导们，也希望办事处的企业中这个值钱的东西能卖一个好价钱，并且以为他们的党委书记神通广大，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买主。当欧平说出他并没有买主时，大家才知道心直口快的党委书记欧平表达的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大家都知道，眼前的改制工作三天一个会，五天一个会，逼得有多紧，这个牌子要卖，即使在市电视台打广告，不说要穷困的办财政付广告费，就是时间上也等不及，于是各自发表自己的意见。

李洪福最着急，他在分管企业，企业改制自然就是他分管。在他心里，巴不得一下把工作搞完，听欧平说的那个价，早已涨红脸，说：“这个价现在可能卖不出去哟……”

“不说十万，五万卖得了不？我说五万有人买，就赶快卖啰！”党委委员、行政副主任罗广明腰斩欧平说的十万的价格，“欧书记说的价，如果时间允许，广告打出去，慢慢等，也许等得到有人出这个价，但是现在不行。”罗广明“嘿嘿嘿”地笑了几声闭住嘴。

“当年办这个证也没花啥钱，我看能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卖了算了！”

知道办这个牌子情况的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姚文先明确地表示，“不要攀高价，实现不了，得之容易，弃之也不要可惜。”

干瘦的党委副书记、人大联络处主任梁正建听着别人的发言，时不时地扫视一遍全场，在会议一时冷场后，习惯性地干咳了两声，咂了一下嘴，表示为难地说：“办事处财政穷，没有啥值钱的东西可卖，这个牌子能多卖钱当然好，但是短时间又不可能……据我所知，当时办这个牌子没花钱，是不是就便宜地卖给老汪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