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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记否大武口有一家天津医院（第1页）

曾记否，大武口有一家天津医院

记忆之门

同学们纷纷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航站楼东侧的一尊牌坊前照相。牌坊上书“天津记忆”。

我在牌坊前拥抱记忆，登上飞机向西部小城飞去。

记忆是一句感喟，是一抹芬芳，是一份唤醒。

机翼下是奔流不息的海河。天津啊，这里有一朵彩云应该是我。我的心灵之溪叮咚潺湲，是唱给你的歌。在大港公园里，有一抹悠闲的暮色应该是我，我的身影是对故里的眺望。

海河里应该有一抹浪花，我捧着这抹浪花，落脚在西部小城大武口。我很小的时候随父母来到这里，与大武口相遇，与天津同学相遇。

这里曾经有一家天津医院。古人说，“因人作远游”，天津，你好，我回来了。40年后，我回来了。我来找寻同学的目光。

宁夏红红的枸杞代表我的心。

别时容易见时难，昨日的故事刚近尾声，新的故事又有了开头。我们与西部小城的相遇不仅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还有着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和鲜明的社会身份。这是现代都市与西部开发者的相遇，这是都市知识分子子弟与开发大西北的工人子弟的相遇。昔日，我们相识在贺兰山下；今日，我们相聚在海河边。李旗同学说得好：“世界这么大，咱们却在一个屋檐下共度了那么多年，真是缘分呀！”是啊，行走在人世间，这样的缘分是难得的。宁津两地同学阔别近半个世纪，握手的瞬间，你读我的面孔，我读你的眼神。学生时光在舌尖上跳跃。许多话还没有来得及说，许多记忆还没有来得及开封，又到了挥手告别的时刻。

少年关于天津同学的记忆

这份记忆要上溯到20世纪60年代，国家在全国各地抽调医疗卫生、教育科技、工程建筑、煤炭开发、冶金制造等各行各业的技术人员支援西部“三线建设”。天津市第四医院整建制搬迁到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于是，这个落后的西部小镇有了第一家规模较大的医院，老百姓亲切地称之为“天津医院”。1982年，天津市开发大港新区，天津市第四医院整建制迁回天津大港。天津同学也告别了在此度过青春年华的第二故乡。

大武口这座西部小城的人多数是东北人，天津的医务工作者的到来为这座小城增添了说不尽的妩媚。天津话绵柔、清脆、欢快，好听。天津人洋气，带着海风的抚慰。“干吗，干吗”拖着绵长的柔音，萦绕在同学的大脑里，挥之不去。学校的文艺节目，天津同学说天津快板，“天津”两个字像种子一样播进心田，已不是地理概念了，而是一群少男少女的欢歌笑语。

我在大武口洗煤厂中学读初中、读高中。我们班级多数同学出生在1960年，天津人最多，再就是东北人，还有浙江的、河南的、安徽的、甘肃的、江苏的，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是名副其实的移民班。天津同学的温婉细腻与东北同学的粗犷豪放在校园里交融，在同学们心里栽下友谊的常青树。

石嘴山市因煤而生，被称为“塞上煤城”，是新兴的工业移民城市，地域文化多元，曾经被称为“宁夏的小上海”。这座小城产业工人居多。悬壶济世，医生职业的特性，使每个市民都会对天津人产生特殊的情愫，都会记住给自己医治过病痛的天津医生。天津人的到来给这座西部小城带来了生气，改变了这座城市的气质。天津人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带着都市气息。天津人的生活雅致，家里弥漫着一种文化氛围。去张景山家，他姐姐在拉手风琴，他在画画。

高一时，我眼睛近视了，张景山同学领我去天津医院眼科配眼镜。我戴上了第一副眼镜，与张景山在他家合了一张影。近半个世纪后，我们在天津聚首，又合了一张影。李旗同学说要给我们做一个抖音视频，他做出来发给我看时，问我用哪首歌曲做背景音乐，我脑海里即刻响起了一个熟悉的旋律，即李叔同的《送别》。

看着这两张不同年代的照片，我脑海中像回放录像带一样，想起与张景山一起办黑板报，画雷锋像的情景。我学篆字、学素描，都是模仿张景山的手笔。每个时代的青年都有追星情结。张景山给我一张五寸的赵丹、王晓棠、上官云珠等22位电影明星的头像图片，我照着图片画明星素描。张景山家订了《大众电影》，我经常去借阅。多好啊，成长之旅的一步步脚印都与天津同学紧扣在一起。那时，康捷同学家里订了《人民文学》和《小说月报》，下乡插队时，我经常骑着自行车去他插队的农业指挥部借书，我们讨论最多的是当时的争鸣小说《在社会的档案里》《苦恋》《人啊，人》《飞天》《爱，是不能忘记的》。当时的《班主任》《伤痕》《我该怎么办》等“伤痕文学”作品都是康捷借给我读的。我记得阅读小说《我该怎么办》时主人公薛子君的姑妈的一句话：“子君，你长得很美。但是，你美得太过分了。这是一种灾难。在生活的道路上可要特别留神！”“姑妈的话是从她独特的生活经历中总结出来的。”这种阅读感受十分奇妙，真难说，对一个刚刚踏入社会的青年是警示还是启发。我悄悄在学习写作。笔墨怎么样，需要认可。我把第一篇文章拿给贺天广同学看。现在已经不记得那篇文章写了些什么，也不记得他当时对我说了些什么，但从那时开始，我就坚持写了下来。可知，天广同学当时给予我的是莫大的鼓励。天广是我们班的才子，好读书。我曾看到他在啃《三国志》《第三帝国的兴亡》。他体育也好，是足球守门员。我们班男同学里体育健将较多，杨大卫获得过全国青少年运动会手榴弹投掷第五名，李耀凯是全区百米冠军。我们班经常去校外踢足球，也因为赢了一场足球赛，张卫民同学回家时遭到基建一中足球队的围追堵截。

那时，也想与钦慕的女同学交流学习，但不敢。那个年代的男女同学在学校不说话。说话在毕业多年以后，有一年春节，刘丽萍等同学来新华书店看我……

“唯有相思是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1982年春天，天津医院迁回天津，天津同学陆续离开了西部小城大武口。景山回天津了，天广回天津了，康捷回天津了，天津同学都回去了。知音远隔千里，谁来与我切磋读书写作的体会？时间在空间漫游、漂泊、流逝。记忆却在生成的年代里倒回和延续。坦率地说，回忆少年时代，人人都可以找回心灵的底色，而我的心灵底色是天津同学给予的。我专程来天津叙旧，又给我心里播下理解、同情、悲悯、温暖、快乐、离别、生死、悲喜的种子，这些情感冲击着岁月的长堤，也是对往昔时光的一次追忆。五天的相聚，弥漫着欢乐的气氛与情绪。我想，仅有欢乐是不够的，在思想与情感的轴线上，我与同学们的欢乐是吻合的，但少年的心思与个体生命的体验是刻骨铭心的，这是写作的种子。

同学看同学是透明的。在幼稚的学生时代，同学之间互为影响，这种影响极有可能决定生活的选择与走向。时间让人遗忘，空间拉开了心与心的距离，朝朝暮暮的相处只是一种梦想，每个人都在奔波自己的生活，在生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写作的初心是天津同学给我的。我不停地练笔，作品《琴音似水》终于发表在天津的文学刊物《散文》上。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丛书我是必买的。我想，将来能在百花文艺出版一部自己的散文集，那该是多么神圣的事情啊。那时，我读天津作家冯骥才的小说《神鞭》《三寸金莲》，读蒋子龙的改革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特别爱读何申的散文《我的津门故里》，还爱听关牧村的歌。阅读中，有关天津的事情，我都想知道。从景山、康捷家借阅文学刊物，是我对知识分子家庭的最初认知。我依稀觉得这给予我一种生活的向往，但那种感觉很朦胧。在那个年代，不是每个家庭都能给孩子订文艺刊物的。随着阅读面的扩宽，我慢慢知晓了知识分子群体多集中在科研机构、社科院、医院和高校，知识分子在我心中占据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那种生活向往越来越明晰，我迈开脚步，向着读书、买书、教书、写书这条求知之路走来，循着这条路终于走进了一所高校。从现实生活，到历史、文学、曲艺、音乐，天津给予我一种新鲜的文化视野，这种给予是一种精神熏染，不管时间多久都无法割舍。

我们的班主任曹阜老师是天津人，她带着我和康捷等同学去大武口公社学农，我们是那么卖力气挥洒自己的体力，让青春的汗水滴落在田野里。劳动，巾帼不让须眉，吃饭，也是如此。午餐时，一个女同学把7个包子吞进肚子里。那时，学工学农学军，是重要的课程。学工主要在大武口洗煤厂，同学们对洗煤的流程了如指掌。记得一次打靶，只有一支枪，同学们轮流来，一人一枪。我没有听教官的指令，扣动扳机不松，将一梭子子弹全部射了出去。子弹打光了，与我一个组的同学恨得咬牙切齿。

蓦然发现，在人生的旅程中，你认为忘了许多事情，谁料到这些事情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你。有了碰撞与相遇，一下子就激活了。原来这些事多多少少都影响过你的人生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