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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表(第1页)

代表

1982年初冬的一天,化学系的沈立钧老师到教室里找我,问我够不够十八岁,我不知此问何意,就说我刚刚过了十八周岁。我是1964年9月出生的。沈老师说,根据我填写的学籍资料,我应该年满十八岁,可学校登记选民的时候,发现我户口上写的是1965年9月,刚满十七周岁,不能登记为选民。我不知道选民是干什么的,便对沈老师说,我就不当选民了吧。沈老师说,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学校成立了人大代表选举领导小组,成员都是学校的领导,因为我是学生会主席,也是领导小组的成员,文件都发了,却不是选民,这不太好。我不知如何回答。当不当选民,我没有紧迫感,年龄小不是坏事,因为班里的张勇、李世权、张天芳、刘晓斌等人比我还小一两岁呢。沈老师反复询问学籍档案的年龄和户口本的年龄哪个准确,我说不知道户口本的年龄,但我一直按照1964年出生填写各种文件。

后来,学校根据学籍档案里的有关资料和我本人的声明,确认我年满十八,可以当选民。我的户口从老家转出是大哥办的,又是托数学系的王树理同学带来直接交给学校的,我没有见到这个户口证明。直到1997年,我要把户口转到银川的时候,户籍警从大量的户口册中找到了我的户口证明,是一张盖着红色印章的纸,上面赫然写着1965年9月25日。按照后来的相关认定原则,我的年龄从1964年算起是正确的,因为我一直是这样填报的。户口上的出生日期为什么会是1965年,家人说不清。户口是父亲报的,他为什么这么报已无法追查,因为在我不到两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人世。

选民登记的时候,学校只有1981级和刚刚入校的1982级学生,除了我们班的弟弟妹妹,还有不少学生未满十八周岁。十八岁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那时虽然没有成人礼之说,但我们认为自己早就是成人了,回到家里,吃的与大人一样多,体力活干得与大人一样好。如果不是人大代表选举,我,还有很多同学,根本不知道十八周岁的法律意义。至于人大代表是干什么的,我们更是说不清楚了。不过,学校里选举的气氛倒是很浓厚。有一些学生私下里议论谁谁如何如何,应该选为代表。我问他们,这个代表要代表什么,他们似乎也说不清楚。正式投票的那一天,我们集中在大礼堂里,老师们严肃认真、小心谨慎地把选票投入票箱。学生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像交作业一样,也像选班干部一样,参与了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记得当时有两个候选人,一个是学校的领导,一个是系里的领导,都是学校有名的老师。选举结果出来后,我选的候选人落选了,我觉得奇怪,为此还琢磨了好几天呢。

社会也是课堂,实践也是老师。学校的选举活动结束了,我的见识也增长了。县人代会选举出席自治区人代会的代表,自治区人代会再选举出席全国人代会的代表。我们学校被划为固原县的一个选区,可以选一名出席县人代会的代表,这名代表由选区内具有选举权的选民直接投票产生。“人民代表要代表人民履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这些课堂上老师讲过的话真正与现实结合到了一起,让我明白了这次选举的严肃性,明白了人大代表的光荣,明白了老师们投票的神圣。能有资格选人民代表,而且就在刚刚具备选民资格的这一年荣幸地履行了公民权利,我感到很骄傲、很自豪。

对于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当时有人做过这样的评价:生理成熟,心理不成熟。我觉得,我的生理和心理都不成熟,与稍微年长的人们相比,阅历要简单得多,见过的世面要少得多,除了家庭就是学校,接触的人不是家人就是老师同学,对社会的理解和了解是极其有限的,有时候自然会做出一些幼稚可笑的事。能在学校参与社会活动,帮助是巨大的。多做一件事,就多一次经历。有一次经历,就多一份经验。日积月累,年龄增长了,个头长高了,胡子拉碴了,人也老成持重了,这大概就是人们所期待的那种“生理要成熟,心理也要成熟”的境界吧。比如,人民代表的选举,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一次的参与让我们知道了比选学生干部更为重要的选举,顿时觉得自己长大了几岁。

记得英语系1981级的学生参加学校文艺汇演时唱过的一首歌曲《金梭和银梭》,非常流行,其中唱道:金梭和银梭日夜在穿梭,时光如流水督促你和我。是的,时间如流水,日出日落,春夏秋冬,很快一年就过去了。

1983年9月,自治区学联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银川贺兰山宾馆召开,我和赵文哲、兰茂林作为固原师专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与人代会不同,我们学校作为自治区五所普通高等学校之一、固原地区唯一的高校,不用经过市县层层选举,可以直接选举代表出席自治区学联代表大会。自治区学联代表大会是学生参加的自治区最高级别的会议。能够当上这样的代表,自然是一件很光荣的事。这是我第一次到银川,第一次住宾馆,第一次坐在自治区会议大厅里,与来自全区各级各类学校的一百多名代表开会,内心特别激动。我们听取了学联主席的工作报告,分组讨论了学联工作,选举产生了自治区第三届学联主席、副主席等学联领导机构。宁夏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当选为自治区学联主席,医学院、农学院、银川师专、固原师专几所高校的学生会主席以及几所中专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当选为自治区学联副主席,我名列其中。

沿着贺兰山宾馆往东走几百米,就是宁夏大学的西门。散步来到学校门口,我感慨不已。高考前,我蛮有自信,以为自己一定能金榜题名,考上一所名牌大学,有一天梦见收到宁大的录取通知书还遗憾得大哭了一场。如今作为固原师专的学生,看着进进出出的宁大学生,好生羡慕。虽然都是高校,但固原与银川完全不同,宁大是大哥,人人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感,固原师专是小弟,自卑感是不言而喻的。走进宁大校园,经过简单打问便找到了堂兄康占杰的家。康占杰的父亲排行老二,我父亲排行老四,我们是一个爷爷的后代。按照家中的习惯,我们称呼康占杰三哥。三哥60年代初考入中央民院读书,三嫂是吉林人,与三哥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一起回到宁夏工作,70年代初,二人一起到宁夏大学教书。他俩读书上大学的事一直激励着我,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家于1969年搬到贺兰县,我们留在中宁,两家自那以后很少见面。我出生的时候,三哥已经在北京读书,关于他的故事都是听说的。如今,他们已经人到中年,我已经是个小伙子,才终于有机会相见,真是感慨万千。三哥三嫂格外亲切,对我嘘寒问暖、满怀热情,让我倍感温暖与鼓舞。听说我到银川参加学联代表大会,他们非常高兴,嘱咐我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学联会议期间,高校代表分在一个小组,我主动宣传我们的工作与生活,积极发表意见,与其他高校的代表平等相待、热情交流,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会议结束不久,学联主席带着几位银川的副主席到师专考察指导,体现了对师专学生会工作的重视。说来有趣,当年的学联主席、宁大的学生会主席赵金明,后来在自治区一厅局工作,学联副主席、宁夏农学院的学生会主席陈军一直在银川市担任领导,他俩如今与我同住一个小区,散步时还能打个照面、聊上几句。

我曾经说,我们班的张万荣是全国学联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北京出席会议,我是自治区学联代表大会的代表,在银川出席会议,团支部书记姚明明是自治区“三好学生”,到银川参会领奖。我们荣幸地代表固原师专的广大学生出席了自治区和全国的会议,如果没有学校这个平台,如果没有化学系1981级这个充满集体主义精神的坚强群体,我们是不会当上代表、获得荣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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