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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进修（第1页）

第三次进修

西安学习归来，我一边安排婚姻大事，一边做好本职工作。学校的团工作非常繁忙。我们设计开展了一系列文化活动，突出政治性和思想性，兼顾教育和娱乐两种功能，调动学生广泛参与、积极参与，寓教于乐，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和基本技能，为培养合格的中学教师做贡献，比如文艺汇演、歌手大赛、“四能”（多种能力）竞赛、演讲比赛、校园文化活动主持人选拔赛、征文比赛、各类体育比赛等。为了不影响学生正常的专业学习，这样的活动常常在课余时间安排，属于第二课堂。团干部则把这样的工作当作第一课堂，坚持“别人忙，我们让，别人闲，我们上”的原则，忙得不亦乐乎，而且乐此不疲。

时间飞逝，到了1990年2月结婚一年多后，我们有了宝贝女儿，我既要搞好工作，又要做好家务，协助妻子带好孩子。如果说过去还有一点儿好高骛远，这个时候，我彻底脚踏实地了。什么考研啊、进修啊，这样的想法不得不搁置一边。孩子三个多月以后，妻子就去上班了。妻子是中学英语教师，上班的地方在乡下，大多数时间，早晨去，晚上才能回来。我把妹妹接过来帮忙。王得盛的母亲，六十多岁了，也常常过来帮助我们。王得盛是学音乐的，也是校团委的干部，我们情同手足，他的母亲把我的女儿当成自己的孙女。我的家务主要是做中午饭，哄女儿睡午觉，她睡着了，我也可以迷糊一会儿。为了让她快一点儿入睡，我经常抱着她在校园里溜达。太阳一照，她就犯困。次数多了，女儿白白的皮肤晒成了黑红色。

6月份，我突然接到学校通知，要和申世英老师一起到中央党校参加由相关部门举办的高校思政教育短期学习班。中央党校，太有吸引力了！做梦也没有想过此生会到中央党校学习，虽然这个班只有两周，不是计划内正式的培训班，但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申世英老师刚刚离开学校团委书记岗位，在党办工作，我还在学校团委工作，我俩都是学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德育教育的工作人员，我是专职，他是双肩挑，他既要做管理、做思政工作，又要教授数学专业课。1986年下半年，我在校团委担任副书记，申老师是书记，我们在团委共事四年多时间。虽为上下级，但我们相互信任、密切配合，是同志，也是兄弟。此次能够一起去北京，到共产党员的最高学府学习，我们都倍感荣幸，盼望着早日出发。

有妹妹在，还有王姨帮忙，我可以放心地出远门。这是我第二次到北京，第一次聆听政治理论界的著名专家学者讲课，听课的地方是党校礼堂，一个很大很庄严、可以容纳千人听课的地方。讲课的专家名气很大，《新闻联播》里有他们的身影，主流报纸杂志上有他们的文章。他们讲课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引人入胜，极具说服力。90年代到来的时候，社会主义能不能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没有强大的生命力、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等是国际国内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专家们用铁的事实和雄辩的理论批驳错误的思想和言论，听得我热血沸腾、豪情万丈。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能够实现，这是我从小就接受的观念，从小就树立的信念，而且我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是不应该怀疑的历史规律。听了专家们的讲座，理解更深刻，信念更坚定。十多天的讲座内容，后来被收录在一本书中，书名大概是《社会主义若干问题讲座》。

出版社在礼堂门外的树荫下摆放了很多新近出版的政治经济类书籍。我们选了几本名人传记和理论专著。买书是那个时候教师的主要爱好。教师家里没有几架子书，感觉对不起教师这个称谓。凡教师者，搬家时必是书为最多。他们常常自嘲：“孔夫子搬家，都是书（输）！”除了买书，我给家人们买了小礼物，给女儿买了一个玩具小狗，拧紧发条，旋转开关，小狗可以跑动，价格不到五元钱。采购结束，就只剩下路费和几碗面钱了。

暑假即将开始的时候，我们回到家。我的家在单身宿舍楼。妻子在上班，妹妹守在床边，女儿在睡觉。我示意妹妹不要说话，不要吵醒女儿。但女儿依然醒了，眼睛睁得很大，我赶快把女儿抱起来。瞬间，女儿哭了起来，一脸委屈，一脸抱怨。好长时间不见，女儿想念爸爸，虽然只有五个多月大，但她的表情仿佛在问，你去哪儿了？为什么不带着我？女儿在我怀抱里，很快转哭为笑。我把小狗玩具放在**，女儿看着跑动的狗狗，笑得更欢了。女儿一直盯着我，寸步不让我离开。

党校学习归来，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更好。中央党校的学习培训实际上也是一次高校思政课的备课会，对统一思想意义重大。我觉得，这不仅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而且是一次高质量的思政课教学观摩。如何把思政课讲好，如何用科学理论、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回答社会现实问题，党校讲课的专家就是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