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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的构筑（第1页）

长城的构筑

因地取材筑城墙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1933年的长城抗战震惊中外，“誓与长城共存亡”成为抗日将士们的共同誓言。《长城谣》以其独特的艺术感召力，激起了亿万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长城凝结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与力量，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长城是中国乃至世界少有的一种跨越广阔地域的带状实体建筑。万里长城绵延不断，穿越祖国的大好河山。长城沿线地理情况截然不同，有高山峻岭，有河流大川，还有沙漠戈壁、黄土高原，长城建设距离长、规模大，为了避免长距离运输，节约人力、物力、财力，修筑长城多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它在建造方面的最大特征就是因地制宜，并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而采用黄土夯筑、石块垒砌、劈山就险、自然山险、深沟高垒等多种形式。不同的建造技术是其独特性所在，也是长城的重要文物属性。在沙漠中还采用红柳枝条、芦苇与砂粒层层铺筑的结构。在今甘肃玉门关、阳关以及新疆境内还保存了2000多年前西汉时期的这种长城遗迹。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制砖技术不断提高，明代砖制品产量大增，所以明长城不少的城墙内外檐墙都以巨砖砌筑。在当时全靠人力施工，在靠人力搬运建筑材料的情况下，采用重量不大、尺寸大小一样的砖砌筑城墙，不仅施工方便，而且提高了效率，提高了建筑水平。其次，许多关隘的大门多用青砖砌筑成大跨度的拱门，这些青砖有的虽然已严重风化，但整个城门仍威严，体现出当时砌筑拱门的高超技艺。

夯筑。长城在平地用黄土夯筑。所谓的夯土版筑是指我国古代修建墙体时常用的一种技术，也叫夯筑或夯土技术，具有很悠久的历史，在4000年以前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就有存在。

夯土建筑技术在建筑技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砖瓦等建筑材料出现之前，夯筑技术对城墙、宫殿、陵墓的兴建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在砖瓦出现后，建筑大型建筑物仍需采用夯筑技术。经过夯筑的土层除了密度大、有较高的强度外，还具有一定的防潮效果，不仅可以用于修筑长城、城墙，而且可以作为木构建筑的基础。固原市境内的长城无论是建在山上、山下，还是沟边、河岸，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用黄土分层夯筑而成。长城取土多在城墙外侧，形成了外高内低、外陡内缓的特点，长城残存高度2~15米，基宽7~10米，顶宽2~3米，夯土层0。1~0。3米。战国秦长城在宁夏南部穿越3县（区），这里属黄土高原的核心区，没有杂质的黄、褐色土遂成为主用夯筑材料。明代长城夯筑虽多用黄土，但因经过区域有沙丘、山阙、沟壑、岩崖，诸多墙体混有较多的沙砾材料，如北长城“由沙湖西至贺兰山之枣儿沟，凡三十五里，皆内筑墙，高厚各二丈”。从残存坍塌成斜坡的墙体遗迹来看，就属黄沙土夯筑。陶乐长堤在红崖子乡王家沟村残存一段长331米的墙体，建在南北走向的沙梁之上，利用黄沙土及少量石块混筑，墙体最宽处42米，窄处23米，顶宽8米左右，高4米。西长城下河沿段、胜金关至黑林的中卫黄河北段、赤木关至胜金关段、扁沟至赤木关段的土墙，为黄土夹杂沙粒、砾石夯筑。“头道边”多用黄土夯筑而成，部分段落用黄土和红土混合夯筑而成。盐池县的高平堡，因其城墙筑造的材料里当地的红色砂岩料占比较多，因此城墙呈红色，民间俗称为“红城城”。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郑关沟西北侧山坡缓坡上现存一段长106。1米的墙体，顶宽0。4米，底宽3。9米，残高2。7米（东）、3。3米（西），用夹杂着青灰色小石粒的黄土夯筑而成。“深沟高垒”兴武营“以其土沙相半，不堪保障”，沿边内外修壕堑各一道。

使用夯筑技术筑墙建长城、长安城、洛阳城、汴梁城、南京城、北京城……乃至中国土地上大大小小的平遥古城、交河故城、高昌故城、楼兰古城、花马池城等。还没算我国民居，长城内外，大河上下，从北向南，从东到西，北方民居、陕甘宁土窑洞、福建土楼、广东碉楼等，都采用夯筑技术。在漫长而瞬逝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分别完成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黄土夯筑长城。

堆筑。在我国现存的长城遗迹中，只有隋长城采用了堆筑法。其在盐池县境内残存约25千米，残高多在1~2。8米，残宽5~13米。外侧有浅沟，宽5~9米，深0。6~1。5米。土质主要是当地红色含沙土、红色含砂黏土、含沙黄土。从考古发掘剖面分析，构筑方法主要就是堆筑法。呈中高两边低的弧形土层堆筑，没有夯实，虽堆积层次较为清楚，但不见夯层夯窝。

堆筑的土层厚度不一，最厚层达145厘米，最薄层为18厘米，且厚度不均匀。因为盐池县北部普遍存在厚1~10米的粉砂岩地层，自下而上绝大部分为疏松的浅红色粉砂，胶结不良但可以成团粒，其上表有0。2~0。6米的紫红色板结砂岩或粉砂岩层，硬度比下部稍高，上下部分整合，当地人称之为“红石板”，颜色接近褐色的又称为“羊肝土”。

堑险。堑险是构筑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一环，其特点就是“因地形，用制险塞”。现代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首先把堑引申为修筑长城的一种方法，意为掘、铲削、堑削。在长城防御体系中，堑应该既是名词，即自然天险，又为动词，即挖掘、铲削、堑削，也就是人造天险。

在我国现存的古长城遗迹中，采用堑山劈险方法比较普遍，特点明显，从而形成了自然山险、人工堑险、掘开壕沟等多种堑险形式。一是山险与山险墙。宁夏境内现存的明长城遗迹，通过田野考古调查，墙体总长792925。11米，其中山险墙92561。7米，山险248919。01米，所占比例很高，可见这是组成长城墙体的主要形式。《九边考》载：“弘治十五年，总制尚书秦纮奏筑固原边墙，自徐斌水起，迤西至靖虏花儿岔，长六百余里；迤东至饶阳，长三百余里，即今固原以北内墙也。”“尚书秦纮，奏起陕西八府民夫，铲山挑沟，设险以备胡。”在山势绵延地段挑堑铲崖，略加铲削，用力不多即可设险防守。二是挑挖壕堑。位于长城主墙体外侧的壕沟，一般是修筑长城时就地取材，同时也是长城防御体系中的一道堑险。它既便利了长城修建时取材，又人为增加了长城的绝对高度，增强了长城的防御能力，在阻挡进犯者攻破长城防线时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后期修筑的长城，尤其是明代，特别重视其外侧壕沟的挑挖，形成了一道人工堑险。嘉靖九年（1530），“尚书王琼令镇守都督刘文领军八千，于下马房东乡石沟，挑挖壕堑三十里五分，深、阔各二丈五尺……颇堪拒虏”。北长城以遮平虏城者，“由沙湖西至贺兰山之枣儿沟，凡三十五里，皆内筑墙，高厚各二丈，外浚堑，深广各一丈五尺”。“头道边”

墙基外侧挖深0。5~1米的浅沟，浅沟宽约4米，浅沟外4~7米远处有深2~3米、宽10~21米的防护壕堑。三是“狗拉壕”。实际上“沟拉壕”更易理解，是沟与沟之间的人工壕，把深沟堑险连接为一体，属于人工堑险。

这是宁夏境内长城遗迹中比较独特的修筑方式，仅用于明代固原内边的修筑。固原内边从陕甘宁三省交界处开始，西端以同心县与环县交界处的老爷山为界，位于今盐池县境内的杏树湾山险墙与李家畔山险墙之间，长仅210米。系在山梁上人工挖掘沟壕，连通两侧自然沟壕，当地人称“狗拉壕”或“沟拉壕”。

砌垒。砌垒是修筑长城防御体系惯用的方式之一，一般在长城经行的山崖间、关隘、阙口处使用，大致可分为垒砌、包砌两种类型。垒砌是指用石块垒成的墙体。这种方式在长城遗迹中较为普遍，在一些山区及山谷地区，由于采集黄土受限，就地取材使用石块、石片垒砌长城墙体成为必然。阴山地区的汉长城就是最好的例子。明长城在贺兰山上的墙体，在山坳处、平台上及山顶等处以较大石块两面垒砌，中间杂以黄土及小石块填塞。旧北长城的扁沟山脚下至扁沟半山坡陡崖段，属垒砌石墙段，长2209。7米。这段石砌墙，在扁沟山前处因地震造成墙身上下错位达1米左右。西长城下河沿段在山沟峡谷跨越处皆采用山石垒砌，山口墙（挡路塞）两端连接在山体陡崖之上，距离不长。包砌是指在坡度较陡的山坡面直接用石块紧贴山体砌筑形成陡壁，在陡壁内侧与山体坡面的空隙填塞黄土及小石块，顶部形成平台。中宁县境内贺兰山山间的明长城就采用这种方式。

深沟高垒。明嘉靖九年（1530）十月，三边总制尚书王琼上书朝廷“宜于花马西北至横城堡通计一百六十里尽为挑挖（壕堑），庶无空隙”，并于嘉靖十年（1531）实施，即现存的“头道边”，习惯上称之为“深沟高垒”。“深沟高垒”遂成为这段长城修筑的基本方式。“深沟”指沟更深，就是把长城墙体外侧的壕沟挑挖得更深；“高垒”指墙体垒得更高，就是把长城主墙体垒筑加高。而且在沙土易圮处，将墙身增高到二丈有余。

嘉靖十六年（1537），在兴武营附近的长城由于“土沙相拌，不堪保障”，又由总制尚书刘天和“沿边内外挑壕堑各一道，袤长五十三里二分，深一丈五尺，阔一丈八尺”，现保存较为完整。

品字坑。明长城外侧的品字坑是长城防御体系中的一道人工堑险，因其排列成“品”字而得名。仅存于宁夏明长城，即在地势比较开阔平坦、便于敌骑驰骋的地段挖出1米左右见方的深坑，一般遮盖隐蔽起来，用来防止或延缓进犯者的骑兵，俗称绊马坑。实地调查时，在灵武市临河镇横山村长城外侧以西1300米处发现了大量排列规整有序的品字坑。虽已被风沙填平，但在地表上的遗迹十分清楚。这些品字形绊马坑，距长城边墙约50米，均于长城并行。品字坑南北共3排，前排和后排相互对直，中间一排与前后排相互错位，形成“品”字形。

（撰稿：张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