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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长城见和平（第1页）

守望长城见和平

威震边陲的三边总制

元朝灭亡后，蒙古各部退居草原，长期与明朝南北对峙，几乎与明朝统治相始终。明朝建立后，采取种种措施，集中大量人力、财力加强西北边疆的防御，但边患仍然不能彻底消除。在三边总制制度设立前的10年间，边将关于蒙古掠边造成人畜伤亡的奏报不断送达朝廷，因而有“天下之势，西北为首，而夷虏之患，全陕为最”之说。为加强对该地区的军事防御，明朝在此建立甘肃镇、宁夏镇、延绥镇，史称“西三边”。

甘肃、宁夏、延绥三镇是总兵、监军、巡抚组成的三位一体中央派遣官制度，这一制度看似很完善，实际上是总兵职掌兵权，巡抚职掌行政与监察之权，而内臣（宦官）负责监军。尤其是每镇的三长官还各立一府，并称三节帅，呈三府并立格局。座次以监军居中，总兵居左，巡抚居右，相互制衡，御边作战指挥多有不便。

甘肃、宁夏和延绥三镇在御边时职责的规定也过死，实际上它们各自负责自己辖区的军事防御任务，而无协防其他镇的义务。有镇遭受残元扰掠时，其他镇总兵“闭城坐视”，不率兵救援。而当残元扰掠发生在两镇交界处，各镇便相互推诿，以逃避罪责。至于巡抚，也存在类似现象。遇到战事，各镇各自为战、独立防御、互不支援，致使无法形成联合、协同对敌的强势力量，因此往往战则不敌众，守则难御敌，造成御边战事失利之事多有发生。为了革除宁夏不顾延绥，甘肃不恤宁夏，各拥重兵旁观坐视，偶有出兵御敌，也因寡不敌众节节败退，致使军威不振，边患日重的御边制度弊端，明朝在“西三边”之上创设了三边总制职官制度。

成化二年（1466），陕西地方奏请朝廷“文武大臣内推选文臣一员充总制，武臣一员充总督，常镇陕西，节制三边并腹里军务”，平时提督操练，战时督军作战，“则三边一令，诸将同心，以守必固，以战必胜，而边防可安，边储可省”。成化四年（1468），固原地方土鞑满四率众叛乱，朝廷命右都御史项忠总督固原等处军务，并与陕西监军太监刘祥、总兵官刘玉、巡抚马文升等率四镇兵平定了叛乱。在这次平叛中，总督陕西（固原）、延绥、甘肃、宁夏四镇之兵的项忠是首任三边总督，也正是他第一次对四镇之兵实行了统一节制。成化十年（1474），朝廷命“王越总制延绥、甘肃、宁夏三边，驻固原”。至此，“总督”

官职名终于转变成为“三边总制”官职名，王越也成为首任“三边总制”

之官，总制府设于固原，固原从此成为九边镇之一，同时也有了“三边四镇”之说。

三边总制是明代创设于西北边防地区的一种官职名称。创设这一官职，其目的是以担任这个官职的官员为长官，力求在军事上确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实行更为有效的御边制度。三边总制的创设把西北边疆三边四镇的军事、民政、监察、财赋等权力集于一人之手，这对当地御边等重大事务起到了积极作用。三边总制既肩负军事重任，又负责地方民政事务的管理，主要表现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

政治方面，历任三边总制都在一定程度上奉行明朝最高统治者“外示羁縻”，“驭夷狄，本之以大公，待之以宽恕，来则不拒，去则不追”

的政策。嘉靖中后期，蒙古俺答汗势力崛起，要求与明朝互市。明朝先是拒绝，结果双方多次发生战争，造成重大损失。在经历一系列曲折斗争后，明朝改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并又授其他蒙古贵族官职，同时同意互市。这些措施的实施取得了很好的政治效果，正如明代史籍所载：“俺答三世受封，疆场无耸者四十余年。”明朝还通过“茶马互市”

等活动加强同边疆民族的联系，而三边总制对“茶马互市”的控制、管理、经营也颇为有效，其中最有名的是杨一清。正德、嘉靖年间，杨一清两次出任三边总制，力修马政制度，恢复金牌之制，规定由官方专管茶马贸易，严禁私贩，禁止不法商人垄断茶马交易，确保军需民用。历任三边总制对陕西“招商中茶，招番易马”极为重视。嘉靖年间（1522—1566），三边总督王以旂在延绥、宁夏开马市，总督喻时在甘州建茶马司。隆庆初，三边总督王崇古曾在一年间“市马七千余匹，为价九万六千有奇”。三边总制戴才、石茂华、李汶、徐三畏等，均在互市中功绩卓著，故都加衔进职。

军事方面，三边总制都重视练兵、制造兵器、修筑边墙、合四镇之兵协同御敌。三边总制设置后，将各自独立御敌的甘肃、宁夏、延绥和固原四镇辖区统一为一个地域广大的军事防御区，并形成由总制府、卫、所和营堡等构成的严密防御体系。历任三边总制都认为，御敌之兵不在“众”，而在于“精”。“精”就要进行练兵，尤其注意“防秋”训练演习。

总制王琼还曾“令诸将操演摆墙拒战之法”。在三边总制辖区内，对兵器的制造和使用也很重视。秦纮在出任三边总制时，曾用名为“金胜”、长“丈四尺”的双轮车，推着冲敌，有时还载上火器、弓弩或刀牌作战。

三边总制为防御蒙古诸部南下扰掠，曾持续不断地命令戍兵修筑长城、挖掘壕堑、削坡为崖等，从而在北部沿边形成“城外有壕，壕外有窖，窖外有栅，明窖暗窖，各尽其地，木栅土栅，各因其便”、具有较强防御功能的人工防御屏障。在三边总制治边期间，各镇协同作战问题也得到较好解决，三边总制创设后，在西北边疆沿边军事防御中所取得的成效是明显的。

在经济方面，历任三边总制都在长城沿线大力开展屯田活动，就地解决军粮问题。明朝统治者和边防将领都明白“食者，兵之命也。足食之道，屯田为上，输挽次之”和“边城攻守之策，钱粮最为急务”的道理，所以在长城沿线，以卫、所为单位，按照兵卒“三分守城，七分屯田”

的规定，在各要害处组织屯田活动。由于明代在三边总制辖区长期进行屯田，在就地解决军粮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所以杨一清曾赋诗称颂道：“击壤有歌农事足，折冲多暇虏尘空。”除以上事务外，总制官还负责兴水利、施赈济、抚流民等。

三边总制多为经世致用之臣，能在当时条件下，尽量发挥自己的能力。如杨一清、秦纮、唐龙等，在任期间能全面经营边防，整顿兵备。

有些擅于指挥作战，立下战功，如王越、王琼、刘天和贾应春等。有些擅于外交，处理番务，管理互市，如戴才、郜光先、石茂华等。他们大刀阔斧地建设边镇，造福一方。而有些则无甚建树，甚至贻误军机，屡被弹劾，引来物议。总之，陕西三边总制作为明朝防御体制中的一环，加强了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的联系，稳定了边疆社会秩序，巩固了明朝对西北边疆的统治，改善了西北各民族的关系，对西北边疆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

（撰稿：冯海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