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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在西大滩当农民（第1页）

周有光在西大滩当“农民”

语言学家、中国文字改革的推动者、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创制者，经历晚清、北洋、民国和新中国四段历史时期的周有光老先生，曾在石嘴山市当过“农民”。

1969年，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任职的周有光，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到设在平罗县的国务院五七干校（位于崇岗镇的潮湖村）劳动改造。据周先生回忆：“在五七干校劳动了两年零四个月，我过了整整一年的农民生活，我觉得很有意思，还有好处。我容易失眠，到了宁夏去种田，没有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竟把我的失眠症治好了，所以看似不好的事也有好的一面。”

周先生曾这样写道：“在宁夏平罗县五七干校种了一大片高粱，教育家林汉达先生和我一同躺在土冈子上，看守高粱。躺着是犯法的，因为我们奉命要不断走着看守，不让人来偷；不得站立不动，不得坐下，更不能躺下；要一个人在北，一个人在南，分头巡视，不得聚在一起。我们一连看了三天，一眼望到4公里路以外，没有人影，没有人来偷，也没有人来看守我们这两个看守的老头。我们第四天就胆敢躺下了。”

于是，65岁的周有光和71岁的林汉达仰望天空，热烈讨论中国语文大众化问题。一次，林老问周先生：“未亡人”“遗孀”“寡妇”，哪种说法好？周先生开玩笑回答，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又说，从前有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为《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讨论逐渐深入，最后一致同意，语文大众化要实现“三化”，即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二位老先生高声地交谈，好像对着几万株高粱演讲。

看守白菜窑，他每天要把所有的白菜翻看一遍，将开始发烂的拿给炊事班去烧（炒菜）。他说，整个一个冬天，我们从来没有吃过好菜。这件事引发了他的“白菜理论”：烂了才吃，不烂不吃，吃的全烂。

周有光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就学时主修经济，辅助语言。1947年在美国访问普林斯顿大学时，经朋友、著名教授何廉引荐，有幸与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见面并聊天，他对爱因斯坦的一段话记忆深刻：一个人的一生到60岁为止，工作是13年，除了吃饭睡觉之外，业余时间是17年，能不能成功就看怎么利用你的业余时间。

周有光留学回国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1952年出版了《中国拼音字研究》，1955年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吴玉章决定让他留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担任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委员。由于他同时懂得中、英、法、日四门语言，工作起来得心应手。1958年2月，全国人大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决议》，在此之前，简化字已经推行。

周有光在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讲授汉字改革课程，他编撰的讲义《汉字改革概论》成为大学教材。他主持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划》的制订，并于1984年发布。

1979—1982年，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文献技术会议，使该组织通过投票认定拼音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从中国标准到世界标准这是过去没有的。

周有光49岁由经济学领域转入语言学研究，终成为我国卓越的语言学家；82岁开始学电脑，打字、收发邮件，轻松自如；93岁出版《比较文学初探》；97岁去体检，医生不相信，以为他写错了年龄，给他改成了79岁；100岁，《百岁新稿》问世；101岁虽眼花耳背，但思维敏捷，行走麻利，可自行从三楼下至一楼。他幽默地对来访者说：“我今年101岁，上帝糊涂，把我给忘了。”

2017年1月14日，周有光先生走完了他漫长而丰富多彩的一生。他为中国语言文字学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和他在石嘴山的峥嵘岁月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供稿：撖学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