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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套02（第1页）

外套02

此时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才意识到，新外套已经非做不可了，他简直懊丧到了极点。但怎么做，拿什么做，上哪儿找钱去做呢？当然，一部分钱可能指望过些天就会到手的、节前要发的奖金，但那些钱早就提前派上了用场。需要买条新裤子，付清鞋匠给旧靴子换新靴筒的那一笔旧账，还得跟女裁缝订做三件衬衫和两件不便形诸于笔墨的内衣——总而言之，所有那些钱都会被花光的。即便司长大发慈悲，不是发四十卢布奖金，而是发了四十五或者五十卢布，那剩下的钱也绝对微不足道，在缝制一件外套所需的那笔款项中那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当然了，他也清楚彼得罗维奇好胡闹，有时忽然漫天要价，让他老婆都禁不住叫起来：“你是不是疯了，你这个大傻瓜！有时候一分钱不要就给人家干活儿，可现在又鬼迷心窍，要这么高的价钱，把你整个儿人都卖了也不值这个价呢！”当然，他也清楚，彼得罗维奇收八十卢布便会同意做的，但是上哪儿弄这八十卢布呢？这个数目的一半或许还能凑出来，能凑到一半，甚至或许还能多凑出一点来；但那另一半上哪儿找呀……不过读者首先应该知道那头一半是从哪儿来的。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有一个习惯：每花一个卢布总得从中拿出一枚半戈比铜币，投进一个上了锁的、盖上有个投钱小孔的小匣子里。每过半年他便查点一下积攒下来的铜币，将它们换成小银币。他这么做已坚持了很久，于是几年间已攒下了四十多卢布了。这么一来，一半已经在手里了，可那另一半可怎么办呢？上哪儿去找那另外四十卢布呢？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想呀，想呀，最后决定至少在一年之内必须减少每日的花销：将每天晚上的茶点免掉；晚上不再点蜡烛，假如需要做什么的话，就去女房东的房间，在她的蜡烛下接着工作；在街上走路时也尽量轻轻地、小心翼翼地将脚放到石块和石板上，踮起脚来走，这样鞋底便不会很快磨破；尽量少将衣服送到洗衣女工那儿去洗；为了不磨破衣服，每天回到家里便脱掉衣服，只穿一件很久之前做的但至今还未穿破的棉布长衫。

说真的，一开始他感到很难适应这种种的限制，可不久以后便渐渐地习惯了。不感觉怎么难受了。他甚至于完全习惯了每天晚上挨饿，与此同时他吸收了足够的精神上的养料，总会念念不忘自己那件未来的外套。从那时起，他的生活仿佛充实了许多，他就像结婚了，就像有一个人在陪伴着他，仿佛他不再是一个人了，而是有了一个快乐的生活伴侣愿意与他共同走过人生之路——这个生活伴侣并非别人，正是那件絮着厚厚的棉花、衬着穿不破的结实里子的外套。就像一个已经有了奔头儿的人那样，他变得活跃点了，甚至性格都果敢些了。怀疑、动摇，总而言之，所有那些摇摆不定、含含糊糊的特点都从他的脸上及行动中自然而然地消失了。他的眼睛里有时会闪闪发光，脑海中会掠过最大胆、最狂妄的想法：是不是真要安个貂皮领子？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几乎让他变得心不在焉了。有一次抄公文时他险些抄错了，吓得他几乎“哎呀”了一声，赶忙画了个十字。

每个月他都至少去彼得罗维奇家一次，和裁缝谈谈外套，询问着最好在什么地方买呢料，买什么颜色的，什么价位的，尽管他常常面露难色，但总会高兴而归，心里想象着当所有的材料最终买齐、外套终于做好的那一天。事情的进展甚至比他预想得还要快一些。司长出人意外地发给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整整六十个卢布，而非四十或四十五卢布。是因为司长预感到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需要做一件外套呢，还是因为无意识地发给了这么多，反正这么一来，便多出二十卢布。这一情况就加快了事情的进展。

又饿了有两三个月，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果真攒下了大约八十个卢布。他那颗永远平静的心此时竟剧烈地跳动了起来。钱凑齐后的第一天他便和彼得罗维奇一起去商店了。他们买了一块特别好的呢子，而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半年前他们就已经开始琢磨这件事了，很少有哪个月他们不去各家商店比较价格，据彼得罗维奇本人说，真再没有比这块呢料更好的了。至于衬里，他们挑选了一块细棉布，不过那是一块质地很好的结实的细棉布，用彼得罗维奇的话来说，比丝绸都要好，外观也更好看，更光洁。他们并没买貂皮，因为它确实太贵了，他们就挑了店铺里最好的一块猫皮。从远处看，这块猫皮总会让人感觉是一块貂皮呢。

彼得罗维奇几乎忙乎了两个星期，因为有很多地方需要缝，不然，它早就被缝制好了。彼得罗维奇最后收了一二卢布的工钱，已经不可能再少了，因为整件衣服都是用蓝线缝的，接缝处都被缝了两道线，并且每一条接缝缝之后彼得罗维奇都用自己的牙咬了一遍，咬出了各种各样的图案。

这是在……很难确切地指出这是在哪一天，但这可能是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一生中最激动的一天：彼得罗维奇终于将缝好的外套送来了。他是在早上，人们临上班之前将外套送来的。这件外套来得太及时了，因为那时已是冰天雪地的隆冬季节。并且气温好像仍在继续下降。彼得罗维奇就像一个好裁缝应该做的那样将外套送来了。他的脸上表现出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从未见过的意味深长的表情。他就像充分感觉到自己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一转身，就跨过了那些只会缝缝补补的裁缝与缝制新衣服的裁缝之间的鸿沟：裁缝从他刚从洗衣店取回来的外套里取出手帕，随后又将手帕叠好，放进兜里。他两手拿着外套，很满意得看了看，十分灵巧地将它披在阿卡基·阿卡基聒维奇的肩膀上，又从他后面用手将外套向下拽了拽，抻了抻；随后将它裹在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身上，叫那外套就那么稍稍地敞着。此时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想将手伸进袖子里，彼得罗维奇便帮他将胳膊伸进衣袖里。一看，袖子的长短也恰好。总之，非常合身。彼得罗维奇就不失时机地说：也就是他才会这么收费，若不是在小街上，又没挂招牌，并且他又早就认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收费绝不会这么低；要知道在涅瓦大街上做一件外套，光料子恐怕就得要七十五卢布。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不想跟彼得罗维奇争辩这些事，并且他也害怕听到彼得罗维奇虚张声势说的那些吓人的数目。他跟彼得罗维奇结了账，又表示了感谢之后，立即就穿着新外套出门上班去了。彼得罗维奇也紧随其后出了门，站在街上，向远去的外套看了老半天。后来他又专门拐了个弯，穿过曲曲弯弯的胡同，抢先跑到一条街上，从另一边，即从正面再一次欣赏了一下自己缝制的外套。而此时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正喜气洋洋地走在大街上。他每时每刻都感觉到肩头上的新外套，因为内心的喜悦，有好几次他甚至笑出了声音。其实，这有两点好处：一是很暖和，二是很舒服。他根本就没看路，就不知不觉地来到了部里。在门房处他脱掉了外套，上下左右仔细地看了看，才将它交给看门人，并请求看门人多加照管。

不知怎的，司里的人立即都知道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做了一件新外套，旧长衫已经不复存在了。大家立即跑到门房去看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新外套。他们便开始祝贺他，恭喜他，但他开始只是微笑，后来竟感觉不好意思了。当大家拥到他面前，说他应该为自己新购置的外套而设宴请客，最少也应该为他们举办一次晚会时，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就茫然失措，不知该怎么办了，要怎么回答，如何推托呢。过了好几分钟，他才满脸通红、非常天真地解释道，说这绝不是新外套，真的不是，这只是一件旧外套。最后，一个官员，此人还是一个什么副股长，也许是为了表明一下自己平易近人，甚至跟比自己职位低的人交往，就说道：“好吧，由我来替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举办一次晚会吧，请大家今天去我家喝茶：我今天恰好过命名日。”官员们自然立即又向副股长祝贺了一番，兴高采烈地接受了他的邀请。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开始时推辞不去，可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这不礼貌，这简直很丢人，是耻辱。然后，他就不得不闭上了嘴。然而，他就想到，他将因此有机会穿着新外套出去走一走，甚至能去参加晚会，他的心里就感到一阵甜丝丝的。

对于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来说，这一整天仿佛是一个最盛大的节日。他乐滋滋地回到家里，脱掉外套，小心翼翼地将它挂在墙上，又欣赏起呢料和衬里来，之后他又特意将自己之前那件整个儿开了线的长衫拿出来进行比较。他看了一眼长衫，自己也笑了起来：差别太大了！后来，吃饭的时候，只要一想到长衫的那副破烂样，他就忍不住地笑上好半天。他高兴地吃完了午饭。饭后他什么都没写，什么公文也没抄，只是在天黑之前在**稍微舒坦了一会儿。随后他立即穿好衣服，披上外套，走到街上。

很遗憾，我们已经不记得那位举办晚会的官员住在什么地方了，现在记忆力变得越来越差，彼得堡的一切，所有的街道、房屋都在脑子里混作了一团，很难将什么东西从中有条理地区分出来。但无论怎样，至少有一点能肯定：那位官员住在城中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的一个区里，所以离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家很远。

一开始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要走过几条灯光暗淡的、空旷的街道，不过快到官员的住宅时，街道就变得热闹点了，人也多了，路灯也更明亮了。行人越来越多，还能遇到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士们，在男人们的衣服上则能看到海狸皮领。很少遇到驽马拉着有木栏、钉着镀金小钉的木制雪橇的马车，相反，总会碰上那些头戴深红色丝绒帽、赶着快马、拉着上了漆的、铺着熊皮的雪橇的马车夫，连车夫的座位都很讲究的四轮轿式马车在雪地上嘎吱嘎吱地响着，飞快地驶过一条条街道。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就像看什么稀罕景物似的盯着这一切。他已经有好几年的晚上没到街上来了。他在一家商店灯光明亮的橱窗前好奇地停下，看着一幅画。那上面画的是一个漂亮的女人正在脱鞋，露出一整条很好看的腿，但在她背后，从另一个房间的门里正探出一个满脸络腮胡子、下巴颏上留着西班牙式的短尖胡子的男人脑袋。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摇了摇头，又笑了笑，又接着走自己的路去了。他为什么笑了，是不是因为见到了自己所不熟悉的东西，而关于那种东西每个人心里都保留着某种感觉；或者，是不是他也跟许多其他官员一样想道：“唉，这些法国人呀！该说他们什么好呢，他们若想那个……就一定那个……”但也许他连这些也没想到——因为无法钻进一个人的脑子里，看清这些人想的都是些什么。终于，他到了那副股长住的那幢房子面前。

副股长生活得很阔绰，楼梯上也点着灯，他就住在二楼。走进前厅，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见到地板上好几排胶皮套鞋。在前厅中央，一个茶炊正在呜呜地冒着一团团蒸气。墙上几乎挂满了外套和斗篷，当中有的外套上缝着貂皮领和丝绒领。客厅里传出了说话声和喧闹声，当房门打开，有仆人端着盛满空杯子、凝乳罐、装面包干的小竹篮的托盘走出来的时候，这些声音一下子就变得清晰、响亮了。显然，官员们早已经聚齐，都已经喝过一杯茶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自己将外套挂好之后，便走进屋子。立即在他面前闪现出蜡烛、官员们、烟斗、纸牌桌，从各处传来的快节奏的说话声，挪椅子发出的噪声，所有这些都乱哄哄地刺入了他的耳鼓。他很尴尬地站在屋子中间，绞尽脑汁，竭力要想出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可是人们已经发现了他，并叫喊着欢迎他，一窝蜂似的拥到前厅，又去观赏起他的外套来。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虽然有些发窘，但他是个心胸坦**的人，见到大家都夸赞外套，他不能不感到很高兴。不用说，随后人们就丢下他和他的外套，跟通常一样，聚集到专为打惠斯特牌而摆放好的桌子旁边。喧闹声，说话声，满屋子里的人——这一切对于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来说都十分古怪。他简直不清楚自己该怎么办，手脚往哪儿放，整个人该往哪儿站。终于，他坐到了玩牌的那些人旁边，看着他们打牌。他时而看看这个人的脸，时而又瞧瞧那个人的脸；过了一会儿他就开始打哈欠了，感觉寂寞了，尤其是那早已到了他平时睡觉的时间了。他想跟主人告别，可人们不放他走，说一定得喝杯香槟酒庆贺一下新购置的外套。一个小时后晚饭端上来了，有凉拌菜、凉拌牛犊肉、酥皮馅饼、大蛋糕和香槟酒。大家一定要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喝两杯酒，他喝完后感到房间里更热闹了，可他无论怎样都没有忘记已经十二点钟了，早该回家了。为了避免主人的挽留，他便悄悄地走出房间，在前厅心痛地拾起掉落在地上的外套，抖了抖，小心摘掉沾在上面的每一个碎小的东西，再穿到身上，下了楼，来到了大街上。

街上还很明亮。几家小商店、对仆人和各色人等昼夜开放的俱乐部的门仍然开着，已关门的俱乐部里透过门缝也射出长长的一道光亮，表明那里面还有人，也许男女仆人们仍在谈天说地。而让他们的主人搞不明白他们到底上哪儿去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高高兴兴地走着，甚至于不知为了什么，突然跑了几步，去追一个像闪电般飞快地从他身边经过、浑身上下每个部分都在用劲动的太太。不过他立即就停了下来，又和以前那样，慢慢地走起来，自己也对刚才那股冲动劲儿感到诧异。很快地在他跟前展现出那几条空旷的街道，它们即便在白天也不热闹，更别说是夜晚了。这时它们显得更荒凉，更僻静：路灯越来越少——显然公家拨给这一地区的灯油相对较少；出现了一些木房、木栅栏，一个人都看不到，街上只有雪在闪闪发亮，再不就是黑魃魃的、落下护窗板的低矮凄凉的破旧小房正在沉睡。他走到一个街头，街道被一片很宽阔的、空旷得骇人的广场所截断，对面的房子勉强能看得到。

远处什么地方，好像在天边一样遥远的一座岗亭里闪动着一点灯光。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快乐情绪此时不知怎么一下子减少了许多。他走进广场时不禁感到怯生生的，他的心就像预感到了什么不祥的征兆。他回头看了看，又向左右两边瞧了瞧：四周好像是一片汪洋大海。“不，最好什么都别看，”他想着，随后闭上眼睛向前走去。当他睁开眼睛，想看看是否快到广场尽头的时候，他忽然发现紧贴在自己面前站着几个留小胡子的人，具体什么样的人他根本无法记清。他两眼一阵昏花，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

“快瞧，这外套是我的！”其中一个人用雷鸣般的声音大叫道，同时一把抓住了他的领子。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刚想喊叫“救命”，只见另外一个人将一个官员脑袋大小的拳头抵在了他的嘴上，说了一声：“看你敢叫一声！”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只感觉到他身上的外套被扒下去了，又有人用膝盖照他身上一撞，他就仰面朝天地倒在雪地上，什么都不知道了。

几分钟后他清醒了过来，就从地上爬了起来，但面前什么人都没有了。他感到站在旷野里浑身发冷，外套不见了，随后他喊了起来，但是他的声音好像根本传不到广场尽头。他一边不停地喊着，一边绝望地穿越广场，向岗亭跑去。岗亭旁边站着一个岗警，他拄着自己的斧钺，好像在好奇地观望，想知道这个人干吗喊叫着向他跑来。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跑到他面前，气喘吁吁地叫嚷着，说他只顾睡觉，什么都不管，没看到有人被抢劫。岗警回答说什么都没看见，只看到有两个人在广场中间拦住了他，还以为那会是他的朋友呢；岗警还分辨说，与其徒劳无益地瞎嚷嚷，还不如等明天去找巡长，巡长一定会找到那些抢走外套的人。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狼狈不堪地跑回了家：前额和后脑勺上稀溜溜的头发乱蓬蓬的，上衣的前胸与侧面、整条裤子上都是雪。

房东老太太听见可怕的敲门声，连忙从**下来，只穿着一只鞋，一只手矜持地掩着衬衫，赶紧跑来开门。但一开门，见到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那副样子，就不禁向后倒退了两步。他将事情经过说完之后。老太太两手一拍，马上告诉他应该直接去找警察局的分局长；说巡长就爱骗人，答应下什么事，回头就会耍滑头，所以最好还是直接去见警察局分局长；说她甚至还认识那人呢，因为之前给她当厨娘的芬兰女人安娜现在就在分局长家里当保姆，而她路过他家时她还不止一次地见到过他；说局长每星期天都去教堂，他一边祈祷，还一边笑呵呵地看着大家；所以从这些就能看出，他会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听了这一方案之后，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就慢慢地走进自己的房间。

他在那里是怎么度过这一夜的，就让每一个多少能够设身处地地体谅别人的人自己去想象一下吧。

第二天一大清早，他便去求见警察局分局长。可在门口他就被告知：分局长现在正在睡觉。他十点钟时又去了一趟，却被告知：仍然在睡觉。他十一点时又来到门前，结果被告知：分局长已经出门了。所以，午饭时间他又去了，可前厅里的文书官们说什么都不放他进去，非要知道他到底是为什么事来的，想要做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终于逼得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有生以来第一次想大发一通脾气了。他语气坚决地说，他一定要亲自见到分局长本人，他们无权不放他进去；说他是直接从部里过来的，有公事要办；说他只要一告状，就准能让他们有好看的了。对此文书官们就再也不敢说什么了，其中一个人就请分局长去了。分局长对待抢劫外套一事的态度十分奇怪。他并不关注事情的主要方面，却开始询问起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为什么要那么晚才回家？是否去了一个不正经的地方？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简直被问得狼狈不堪，他也没搞清关于外套的案子能否得到妥善处理，便从分局长那儿走了出来。

这一整天他都没有去上班（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第二天他就面色苍白地来上班，他身上的旧长衫显得更加寒酸了。虽然有些官员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失时机地嘲弄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几句，可是关于外套被劫的故事还是引起了许多人的同情。他们当即决定为他集资，不过只凑集了极少的一点钱，因为即使不集资，官员们也已经破费不少了：签名认购司长的肖像及科长推荐的一本书，因为科长是那本书的作者的朋友。因而凑起来的钱微乎其微。有个人被同情心所驱使，认为至少应该提出个忠告来帮帮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就劝他不要去找巡长，因为即便巡长为了博得上司的赞许，通过什么方式找到了外套，但假如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提不出什么合法的证据来证明外套属于自己，那么外套也还是会留在警察局里。所以，最好直接去见一位大人物，这位大人物只要写个条子跟有关方面打个招呼，事情便会顺顺当当地解决了。没办法了，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打定主意去见大人物。

这位大人物到底是什么官阶，至今都不清楚，需要指出的是，这位大人物是前不久才刚刚成为大人物的，之前他也是个小人物。并且，即便拿他现在的职位跟其他更大的官员相比，那也算不上什么。不过，总会找到这样一些人，在别人看来极普通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却非同小可。而他还会竭力用各种手段来提升自己的威严程度，例如：他规定，他来上班时，官阶低的官员们要到楼梯上去迎接他；谁都不准直接见他，必须按照严格的程序：十四等文官要向十二等文官报告，十二等文官得向九等文官或其他级别的官员报告，如此逐级上报，最后才能报到他那里。在神圣的俄罗斯正是这样，一切都沾染上了模仿的坏习气；每个人都是装模作样，硬充上司。甚至听说有一个九等文官，当他被派往某个小办事处当主任时，他立即就吩咐人家为自己隔离出一个单独的房间，并称其为“办公室”，还安置了几个衣服上带金银边饰和红领子的剧场服务员站在门口，手握着门把手，为每一位来访者开门，虽然“办公室”里勉强才能放下一张普通的写字台。大人物的派头与风度庄重而又威严，却单调乏味：他那章法的主要基础是严厉。“严厉，严厉，再严厉！”他经常这么说，并在说到最后一个词语时总会意味深长地看一眼听他讲话的人的脸。实际上这样做毫无必要。因为，组成办事处这一整个政府机构的十名官员原本就已经诚惶诚恐的了。他们老远见到他，就马上放下手中的活儿，挺身直立，等待着上司走进房间。通常他跟下级的谈话总会给人一种严厉的感觉，而且几乎总是由三句话组成的：“您怎么敢这样？您知道您是在跟谁说话吗？您明白是谁站在您的面前吗？”其实他本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对同事们很好，也愿意帮助别人，只是将军的头衔让他晕头转向了。一当上将军，他就有点糊涂了，晕晕乎乎地不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了。假如他和同级官员在一起，那他还是个比较正常的人，十分正派的人，甚至在很多方面都算不上是愚蠢的人。不过只要他跟官阶比他哪怕低一级的人在一起，那就变得糟透了：他沉默寡言，那境况简直令人怜悯，甚至他本人都意识到自己本能够痛痛快快地欢度时光。从他的眼睛里有时能看出他想参与到某些人的某个十分有趣的谈话中的强烈愿望，可一个念头将他制止住了：对他来说，这是否有些过分了，是否过于随便了，这样是否有损于自己的尊严？经过如此一番思考之后，他就总是保持着同一种沉默的姿态，只是偶尔发出一两个单音节的词，因此他获得了“最乏味的人”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