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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唐宪宗穆宗时代（第2页）

第二年（820年）元月，宪宗病重，连早朝也不能上了。对此，人们议论纷纷，非常恐慌。

这时，内侍陈弘志再也无法忍受了，担心下一个莫名其妙地“身首异处”的人就是自己。在这种极度恐惧的压力下，正月二十七日夜里，陈弘志将熟睡中的宪宗活活勒死。可怜一代英主，渴望“长生不老”，竟然惨死在家奴之手，真是可悲！

杀了宪宗后，陈弘志也觉得有些害怕，急忙把宫里的大宦官王守澄和梁守谦请来。他们几个商议了一番，决定严密封锁消息，然后打开宫门，迎接太子入宫，这就是“唐穆宗”。

对于这一切，穆宗当然是一清二楚，但他丝毫不在意。对他来说，宪宗的突然离去，自己正好可以早点当上皇帝，这就够了，他根本不想为别的事情烦心，而且他现在已经坐上了龙椅，是天命造就的“天下之主”，谁又敢说三道四？

不过，陈弘志等人当然不会这么想。要知道，宪宗临死前声望正如日中天，倘若消息走漏出去，他陈弘志纵然有三个脑袋，也会被人们剁成肉酱！

幸亏，大家都知道宪宗在服用“仙药”后，早已病重，所以，对他“毒发身亡”的官方解释并未产生怀疑。实际上，谁也不可能想到“一代英主”宪宗竟然会被一个小小的宦官谋杀，人们的想象力再丰富，也不可能产生这种猜测。再加上事发后王守澄等人严密封锁消息，所以大家都被“蒙在鼓里”。

关于唐宪宗之死，唐代以来流行三种说法，一是为方士丹药所误说，一是为宦官所弑说，一是为唐穆宗李恒所弑说。为方士丹药所误之说，不过是杀害唐宪宗的人为掩人耳目而放出的烟幕，不足凭信，这已成为现代史家的共识，无待多言。为宦官所弑一说，有众多的正史记载为据，信从者甚众。此说若是言宦官是直接杀死唐宪宗的杀手，我们自无异议，但如说宦官是杀害唐宪宗的主谋、元凶，则深可置疑。因为唐宪宗若真是为宦官谋划弑死的，唐穆宗上台之后决不会如史书所载，对杀父仇人一不追究。或说，此时宦官专权，“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唐穆宗自己尚为人所掌握，又岂能为父报仇？唐朝后期，宦官确是大规模参政干军，但若说宦官专擅朝纲，皇帝成其傀儡，生杀予夺任情，则殊为夸张。这只要翻开两《唐书》、《资治通鉴》，看看唐宪宗曾如何压抑宦官；唐武宗、李德裕曾如何裁抑阉竖；唐宣宗曾如何限制阉宦干政；宦官集团又是如何随皇帝的更替而分合变化便可了然。我们认为，从总体来看，唐朝后期执掌大权的仍是皇帝，宦官不过是他们手中的工具。当然，有时宦官的气焰也十分嚣张，但由于有外朝官僚集团的制衡，他们始终未能控制皇帝。总之，唐宪宗为宦官所弑一说，就表象言之，不无道理，但若定宦官为主谋、元凶，则未见其可。第三说，即唐宪宗为其子唐穆宗李恒所弑说，明清之际的大学者王夫之持之最力，近人陈寅恪、吕思勉等史学大师基本同意此说。

李恒

谥号：睿圣文惠孝皇帝

庙号：穆宗

在位：820年～824年（4年）

游乐无度的帝王

唐穆宗名为李恒，唐宪宗的第三个儿子，贞元十一年（795）七月六日唐穆宗李恒（7月26日）出生于京师长安大明宫之别殿。原名李宥，先封为郡王，宪宗元和元年（806）八月，进封遂王（在今日的四川遂宁）。元和七年（812年）被立为皇太子，改名恒。他的父皇宪宗原名李淳，也是立为太子后才改名为李纯。

他是唐朝第12位皇帝（去武则天以外，820年2月20日-824年2月25日在位），为宦官梁守谦等拥立，在位4年，享年29岁。

穆宗即位时已26岁。对于壮年登基的皇帝来说，如果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这正是一个使人钦慕的年龄，太宗就是29岁登基，玄宗则是28岁。如果想饱食终日、游乐享受，那也是无人可以比拟的时候。穆宗没有仿效太宗、玄宗的励精图治，而是纵情享乐，毫无节制。

尚在朝廷上为宪宗治丧期间，穆宗就毫不掩饰自己对游乐的喜好。当元和十五年（820）五月宪宗葬于景陵以后，他越发显得没有节制。很快，他就带着亲信随从狩猎取乐去了。到六月，皇太后郭氏移居南内兴庆宫，穆宗就率领六宫侍从在兴庆宫大摆宴筵。酒宴结束后，他又回幸神策右军，对亲信中尉和将领大加颁赐。鎏金刻人马狩猎杯从这天起，穆宗每三日来神策左右军一次，同时驾临宸晖门、九仙门等处，目的是为了观赏角抵、杂戏等表演。七月六日是穆宗的生日，他异想天开地制订了一套庆祝仪式，只是因为一些大臣提出自古以来还没有这样的做法，才算作罢。他在宫里大兴土木，修建了永安殿、宝庆殿等。宫苑内修假山倒塌，一次就有七位工人被压死。当永安殿新修成的时候，他在那里观百戏，极欢尽兴。在永安殿，穆宗还与中宫贵主设“密宴”以取乐，连他的嫔妃都参加。除此之外，他还用重金整修装饰京城内的安国、慈恩、千福、开业、章敬等寺院，甚至还特意邀请了吐蕃使者前往观看。

到了八月，穆宗又到宫中鱼藻池，征发神策军二千人将宪宗时期早已淤积的水面加以疏浚，九月初二池水开通后，他就在鱼藻宫大举宴会，观看宫人乘船竞渡。由于时间临近九九重阳，穆宗又想大宴群臣。担任拾遗的李珏等人上疏劝谏，认为：“陛下刚刚登临大宝，年号尚且未改，宪宗皇帝园陵尚新，如果就这样在内廷大举宴会，恐怕不合适。”穆宗根本不听。在重阳节那天，还特意把他的舅舅郭钊兄弟、朝廷贵戚、公主驸马等都召集到宣和殿饮酒高会。

十一月的一天，穆宗突然下诏：“朕来日暂往华清宫，至落日时分当即归还。”此时，正值西北少数民族引兵犯境，神策军中尉梁守谦将神策军4000人及八镇兵赴援，形势很是紧张，御史大夫李绛、常侍崔元略等跪倒在延英殿门外切谏。穆宗竟然对大臣们说：“朕已决定成行，不要再上疏烦我了。”谏官再三劝谏也是无效。第二天一早，穆宗从大明宫的复道出城前往华清宫方向而去，随行的还有神策军左右中尉的仪仗以及六军诸使、诸王、驸马千余人，一直到天色很晚才还宫。

对于穆宗的“宴乐过多，畋游无度”，谏议大夫郑覃等人一起劝谏：“现在边境吃紧，形势多变，如果前线有紧急军情奏报，不知道陛下在什么位置，又如何是好？另外，陛下经常与倡优戏子在一起狎昵，对他们毫无节制地大肆赏赐，这些都是百姓身上的血汗，没有功劳怎么可以乱加赏赐呢！”穆宗看到这样的表章感觉很新鲜，就问宰相这都是些什么人。宰相回答说是谏官。穆宗就对郑覃等加以慰劳，还说“当依卿言”。穆宗的这一态度使宰相们高兴了一阵子，但实际上他对自己说过的话根本不当回事，转过身，穆宗依旧是我行我素。

穆宗甚至觉得，经常宴饮欢会，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一天，他在宫中麟德殿与大臣举行歌舞酒宴，就很兴奋地对给事中丁公著说：“听说百官公卿在外面也经常欢宴，说明天下太平、五谷丰登，我感觉很安慰。”丁公著却持不同的看法，他对穆宗说：“凡事过了限度就不是好事了。前代的名士，遇良辰美景，或置酒欢宴，或清谈赋诗，都是雅事。国家自天宝以后，风俗奢靡，酒宴以喧哗沉湎为乐。身居高位、手握大权者与衙门的杂役一起吆三喝四，无丝毫愧耻之心。上下相效，渐以成俗，这造成了很多的弊端。”穆宗对他的这番说辞也觉得有道理，表示虚心接受，但就是坚决不改。

穆宗这种近乎疯狂的游乐，到了长庆二年十一月才算有了收敛。原因是他有一次在禁中与宦官内臣等打马球时发生了意外。游玩中有一位内官突然坠马，如同遭到外物打击一样。由于事发紧急，穆宗十分恐慌，遂停下来到大殿休息。就在这一当口，穆宗突然双脚不能履地，一阵头晕目眩，结果是中风，卧病在床。此事一发生，宫外就接连有很多天不知道穆宗的消息。而在此前一周，穆宗还率人以迎郭太后为名前往华清宫，巡狩于骊山之下，他即日就骑马驰还京城，而他前往迎接的郭太后则是第二日方还。

穆宗中风以后，身体一直没有康复。长庆三年（823）正月初一，穆宗因为身体有病没有接受群臣的朝贺。病中的穆宗曾经想过长生不老，和他的父皇一样迷恋上了金石之药。处士张皋曾经上疏，对穆宗服食金丹事提出过劝阻。不过，穆宗还没有等到丹药毒发就在长庆四年（824）正月二十二日（2月25日）驾崩于他的寝殿，时年30岁。正是贪生之心“太甚”，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

穆宗的三分功绩

穆宗李恒即位后，大肆封赏，无度游乐，但也不是完全乏善可陈，他还是有三分功绩的：

（1）严处科考作弊案

最值得一说的，是李恒对长庆元年三月科考作弊案件的处理。这届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是礼部侍郎钱徽和右补阙杨汝士。考试之前，宰相段文昌因为接受了考生杨浑之家藏的书画，就面托钱徽，后又写了书信保荐本来唐朝科举选拔过程中，考生举子以个人才艺向朝廷权贵或者贤达自举（唐朝时称为行卷），或者请人向主考官讲情都是人所共知的潜规则。翰林学士李绅也同时为自已喜欢的考生周汉宾向钱征写了举荐信。当年自居易16岁初入长安，就是带着自己平时随手写在草纸上的几首诗谒见当时的大名士顾况并期望他举荐的。顾况乜斜了一眼自居易的名字，太笑着随口说了一句：“长安米贵，居大不易。”意思是说，长安的房租和伙食都很贵，要在这儿混饭吃恐怕不容易啊。顾况漫不经心地翻了几页自居易的诗集，陡然看到一首咱们今天家喻户晓的《草》：“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顿时大惊失色，连声赞道：“有才如此，居亦何难！”白居易不愧是大诗人，一首诗就能摆平一个大名士。这次情况却有不同，当礼部放榜后，段文昌和李绅推荐的畅、周二人全部落第，而朝廷上其他的高干子弟如宰相裴度的儿子、杨汝士之弟杨殷士、李宗闽的女婿苏巢等14人高中。段文昌气不过，就认为钱徽选举不实，将他告发。李恒倒也很坚决，遂下诏令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自居易对中举者进行复试，题目是《孤竹管赋》和《鸟散余花落》。按照李恒的意思，试其诗赋就是考查他们的真实“艺能”，看看考试是否真有猫腻。经复试，14人高中的除了3人还算粗通外，其他的全部落选。结果一公布，开后门真相大白，李恒立即将钱徽、杨汝土等贬出朝廷，涉及此案件的官员大多遭到处理，宰相段文昌不久也出镇西川。这一被称为长庆元年科场案的事件，反映了穆宗李恒还不是那么糊涂透顶的皇帝。

（2）制订“刑事诉讼法”

李恒比较重视对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三大政法部门官员的任用，强调要选拔“有志行词学，兼详明法律”者。牛僧孺就是一个刑法严明的人，谁惹了他都没有好果子吃，属于既有坚定的革命原则性又“贼有才”的那一拨儿。在长庆元年五月，针对元和以来“刑狱淹滞”的现状，李恒让宰相牛僧孺对执法部门的办事规程和时限重新做了规定。凡属于大案难案，大理寺35日内详细加以审核定断以后，上报刑部，刑部30日内要向皇上奏闻。中等程度的案件，大理寺30日、刑部25日内办毕。小偷小摸、鸡零狗碎之类的治安案件，大理寺25日、刑部20日办毕。至于案件大小之别的标准，凡所断罪20件以上为大案难案，10件以上为中等程度的案件，l0件以下为，小的治安案件。办事不认真或者有所违反者，将根据责任大小追究有关官员责任。牛僧孺的这一刑事诉讼法草案，很快得到李恒的批准，并以“大唐【法】字××号”签字公布于众。此一政法部门议事规则和办案程序大大提高了执法机关的办事效率和行政责任意识。

（3）巩固民族团结

在中原王朝历代的统治中，如何处理好与周边四邻的关系，始终是一件大事。在穆宗当政之前，日益膨胀的吐蕃势力和回纥势力都给唐王朝造成了很多麻烦。穆宗即位后，吐蕃也曾经多次对唐朝的灵武、盐州、泾州等地侵袭骚扰，但始终未成气候，没有出现从前攻进内地甚至长安的局面。后来由于周边形势的变化，也因为穆宗采取的措施比较得当，唐朝与吐蕃、回纥之间的关系都得到了改善和加强。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五月中，穆宗下令，让妹妹太和公主下嫁回纥联姻，回纥派出了近2000人的迎亲队伍，使者带来骆驼一千、马两万匹作为聘礼，李恒也为和亲举行了极其隆重的礼仪。送行那天，穆宗亲送到通化门，朝廷百官也都一起向公主辞行，场面甚是壮观。这样双方进一步发展了和亲友好的关系，也使得吐蕃势力被孤立削弱。长庆年间和亲回纥，解除了对唐西北地区的威胁，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往来，使双边关系度过了一段很是和睦的时期。不久之后，吐蕃得知这个消息，感觉到自己很快就会被孤立，于是在六月闻发兵攻打青塞堡，结果却被盐州刺史李文悦赶走。几天之后，回纥方面表示为了严防吐蕃侵扰，将会出动一万名骑兵到北庭，一万名骑兵到安西，以便迎接公主，表达对和亲的诚意。到了七月，太和公主从长安出发，前往回纥。九月，屡遭内乱和自然灾害的吐蕃也终于遣使请求与唐朝结盟，穆宗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十月十曰，唐朝派出宰相、京兆尹、金吾大将军等众多官员与吐蕃在长安西郊会盟，相约从此不再互相征伐，不再侵犯对方的领土。

长庆三年（公元823年），为了纪念唐蕃双方的会盟，吐蕃赞普墀祖德赞在西藏拉萨大昭寺门前立下一块“唐蕃会盟碑”，一直保留到今天。它也被称为“长庆会盟碑”或者“甥舅和盟碑”，上面书写着汉藏两种文字，记载了唐朝和吐蕃之间的历史渊源及唐蕃双方会盟的经过，成为汉藏两族友好相处的物证，也是今天研究吐蕃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物。

唐蕃长庆会盟，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是双方的共同需要。从此，确保了双方的和睦共处，增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