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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管理自己一一靠人格魅力给商业注入利润（第4页）

根据证券条例的规定，公司上市必须拨出25%以上的股份向公众发售，即使是一家家族性的上市公司，本质上也是公众公司。

公司上市、收购公司以及供股集资，都被称做“进取”，而将公司私有化，取消其挂牌的上市地位，即是“淡出”。

其实，“淡出”也是一种收购形式，只不过取消挂牌后的私有公司，不能再从社会集资，也不再具有以小博大、以少控多的优势。

李嘉诚将长实旗下部分公司实行私有化，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疲因：

首先，目前李嘉诚所控的长实系集团够庞大了，仅以长实、和黄、港灯三家巨型公司的规模而言，已足以获准浩大的集资计划。

因此，将部分公司私有化，并不影响长实日后的集资扩张。

其次，私有化以后的公司，将重新变为不受公众股东和证监会制约监督的公司，因而有利于保守商业机密，也不必再像公众公司那样向公众公布财务经营状况。

当然，要实行私有化，还有一个时机选择的问题。骑牛上市，借熊退市是许多股票投资者奉行的法则。股价低迷、股价下落时退市，自然大大有利于向小股东收购股票的大股东。道理谁都懂，要真正掌握好时机，并非那么简单；而要显出大度来，避免小股东的怨恨，则更不容易。而李嘉诚在实行私有化时，却兼顾了这两点，再一次显示了他与众不同的人格魅力。

1984年，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的联合声明签订后，香港投资气候转晴，股市开始走好。1985年10月，李嘉诚宣布将国际城市有限公司私有化，出价每股1。1港元，较市价高出一成，亦较该公司上市时的发售价高出0。1港元。

对于这种价格，小股东自然是大喜过望，纷纷接受收购。李嘉诚这次提出私有化，正在牛市之时，付出了较高的收购价格。如果是赶在两年前或等到两年后的熊市之时，再进行私有化，就能够实现低价收购。

对此，有人认为一贯善于把握时机的李嘉诚看走了眼，没有抓住实行私有化的最有利时机。其实，李嘉诚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照顾小股东的利益。他说，我们不是没想过借熊退市，但趁淡市以太低的价钱收购，对小股东来说不公平。

1988年10月，长江实业接着宣布将青洲英泥私有化。

长实控有青洲英泥44。6%股权，在私有化过程中，以20港元一股的价格进行全面收购，收购价比市价17。7港元溢价13%，自然让小股东们笑逐颜开。

收购过程进展顺利，到12月30日收购截止期，长实已购得九成半股权，从而可以强制收购完成私有化。

当初全资控有的青洲英泥是长实系的全资附属上市公司，现在申请摘牌，就变成长实旗下的私有公司了。

李嘉诚在收购嘉宏国际时，却是一波三折，远不如收购国际城市、青洲英泥那么顺利。

嘉宏是长实系四大上市公司之一，综合资产净值为44。57亿港元。在全面收购前，市值为155。09亿港元。

1991年2月4日，长实宣布将嘉宏私有化时，决定以每股4。1港元的价格收购。收购价比市价溢价7。2%，低于全面收购国际城市和青洲英泥的溢价，让小股东们感到有点失望。

此计划一出，便招来一片嘘声，舆论皆认为嘉宏的收购价过低，显然会损害小股东的利益。李嘉诚解释说，主要是考虑到嘉宏赢利能力有限，而且其业务与长实、和黄重叠，同时他又声称不会提高收购价格，如有人肯出5港元的收购价，他会考虑出售。

李嘉诚的话未得到认同。在4月10日嘉宏股东会议上，小股东们纷纷提出质询：嘉宏公布的1990财政年度的业绩显示，赢利状况甚佳，年赢利率比上年增加29%，达到了13。16亿港元；另外，嘉宏所控的港灯市值连月上升，也会使嘉宏资产值增高，这都显示出嘉宏的发展前景是较好的。

结果，嘉宏私有化计划在一片鼓噪声中，以不足14的支持率而胎死腹中。

这次私有化失败的原因，是收购方对嘉宏的评估与实际业绩产生了很大差异。嘉宏资产估值应该在每股5?6港元的水平上，4。1港元的出价未免太低，显然是肥了大股东，而损了小股东。李嘉诚素来关注小股东利益，这一次却有失长者风度，是何缘故呢？

其间，曾有一个英国基金趁机斥资吸纳嘉宏股票，嘉宏表示不提高收购价，可能与此有关。因为不提高股价，可使那些趁机炒作嘉宏股票者的图谋落空。

此外，小股东反对私有化，除认为和黄条件“苛刻”外，股东们均看好嘉宏的前景，舍不得“忍痛割爱”，又是私有化失败的另一大原因。

按规定，私有化失败之后，一年之内不得再提私有化建议，李嘉诚只好耐心等待。

1992年5月27日，“大限”期满，和黄重提嘉宏私有化建议。收购价为每股5。5港元，较停牌前的收盘价高出32%。

对这一价格，小股东们自然无话可说，欣然而受。因此，在7月10日的嘉宏股东会议上，该私有化建议以96。7%赞成票获得通过，最终得以实行。

这次收购之所以成功，是大股东既保全了自身利益，又顾及了小股东利益的缘故。

从此之后，长实系只剩下长实、和黄、港灯三大上市公司了，总市值除银行外仍居全港财团之首。

通过私有化，李嘉诚不再使长实系所有公司的经营状况和业绩都暴露于公众面前，这有助于维护商业机密。在许多商业活动中，李嘉诚便有了更多的主动权和灵活性。

当然，对李嘉诚实行私有化的目的，我们未必需要了解，他实行私有化的方式，倒值得我们借鉴。本来，以他的股市经验，完全可以趁股市低潮时，以超低价格将公司收归手中，但他却没有这么做，而是充分考虑小股东的利益，以他们较满意的价格实行收购，充分体现了他的大仁大义。

李嘉诚出任10余家公司的董事长或董事，但他把所有的袍金都归入长实公司账上，自己全年只拿5000港元。这5000港元，还不及公司一名清洁工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年薪。

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水平，像长实系这样赢利状况甚佳的大公司主席袍金，一家公司就该有数百万港元，进入90年代，便递增到1000万港元上下。李嘉诚20多年维持不变，只拿5000港元。按现在的水平，李嘉诚万分之一都没拿到。

李嘉诚曾兼任国际城市的主席，该公司为他开200万港元袍金，李嘉诚全部归入长实账号。

与李嘉诚不谋私利的罕见做法比，刘蛮雄大概属另一个极端。1989年度，爱美高系的爱美高股东应占赢利0。47亿港元，而董事6人袍金竟达0。46亿港元；诙系华置赢利1。56亿港元，董事袍金0。36亿港元；该系中娱亏损0。61亿港元，董事袍金0。36亿港元；该系保华亏损0。53亿港元，董事袍金仍不菲。光刘蛮雄主席一人，年董事袍金就达1亿港元，故舆论称他不再是“打工皇帝”，而是“打工上帝”。

在董事袍金这点上，李嘉诚问心无愧。他曾对美国《财富》记者说道:“确如外界所传，我的董事年薪（袍金）是641美元，这比办事员的工资都低得多。不过，我即使支取1000万美元董事年薪，它比我所做的工作该拿的都少。”

业界人士，对李嘉诚拿象征性袍金深表折服，却不敢效仿。有人理直气壮道：“董事袍金，是我参与决策管理的契约酬劳，我为什么不该拿？我不是大股东，我一家靠什么吃饭?”

不少舆论为此观点推波助澜，说李嘉诚“小利不取，大利不放”。他每年放弃数千万港元袍金，却获得公众股东的一致好感，爱屋及乌，自然也信任长实系股票。甚至李嘉诚购入其他公司股票，投资者莫不步其后尘，纷纷购入。

李嘉诚是大股东和大户，得大利的当然是李嘉诚。有公众股东帮衬，长实系股票被拍高，长实系市值大增，李嘉诚欲办大事，很容易得到股东大会的通过。对李嘉诚这样的超级富豪来说，袍金算不得大数，大数是他所持股份所得的股息及价值。

1994年4月至1995年4月的年度，李嘉诚所持长实、新工股份，所得年息共12。4亿港元一尚未计他的非经常性收入，以及海外股票的年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