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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第1页）

我的大学

王庆同

●高考与入学

1954年6月，我在南京六中高中毕业，暑假继续住在学校复习功课。

7月中旬高考，在街头坐三轮车去考点。没有人送，没有人接，没有警察封路。我填报了三个志愿，都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事先知道8月15日《人民日报》公布录取名单，我在一个邮局门口等，一开门就买了一张《人民日报》，一下子看见北京大学录取名单中王庆同三个字，知道考上了。

9月某天，到六中宿舍取行李，学校门口没有喜报、光荣搒之类的。我用自行车捎着行李出校门，碰见地理课老师，他说，听说你考上北大了。我说，是的，这就去报到。他说，那好，好好学。家里给了我一个学期的生活费，我带个铺盖卷、一只帆布箱，坐三轮车到下关火车站，乘硬座到北京前门火车站下车，学校有大轿车接站，自己报到、找到宿舍、铺床、买饭票、交朋友。分配我的学号是5407080，班级是中文系新闻专业54级3班。

●读八大文件“入脑入心”成为我政治信念的底色学校为新闻专业每个学生宿舍订了《人民日报》，我从报纸上读到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有公开发表的文件。

这些文件谈到：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八大文件的合法性、权威性都铁板钉钉，毋庸置疑。我认真阅读，读得“入脑入心”。这是我从少不更事的少年时代，步入具有一定自主判断思维的青年时代所最早系统接受的关于党的理论的思想教育，成为我政治信念的底色。

●文学名著人物形象的人道神韵融会于我的精神新闻专业的课程较为丰富。俄罗斯文学众多充满人性魅力的文学形象，令我神往。从课堂上获知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木木》里一只小狗木木的故事，令我感动，又是巴金刚翻译过来，于是，很快从图书馆借到这本书读了起来。书里的故事不复杂：为一位贵族老太太打扫院子的奴仆叫盖拉新，是个聋哑人。盖拉新与小狗木木相依为命。贵族老太太让跟班把木木处理掉，盖拉新只好自己处死木木。盖拉新把木木领到小饭店饱餐一顿。

他一边看木木吃食，一边流泪。他把木木带到一条船上，在木木脖颈拴两块砖头，把它举在河面上，最后一次看了看木木，而木木还信任地回望着自己的主人，轻轻地摇着尾巴……盖拉新掉过头，放开了手。盖拉新离开贵族老太太，回到家乡，再不养狗。

盖拉新和木木同为悲剧角色，一个是悲剧人物，一个是悲剧动物。故事呼唤人道的回归，谴责专横的暴戾。那呼唤、谴责，犹如天上的闷雷，令人心灵颤动。

通过课堂和阅读，众多中外文学名著人物形象的人道神韵、人性内核，融会于我的精神，在我心灵深处打下烙印。

●老师，他们的生命“丰满”且“绚丽”

应该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4年的学习，特别是听许多教授的讲课，见识了他们的风采，丰富了我的知识，提高了我人文思想素养，增强了我努力奋斗的动力。这中间，游国恩、季镇淮、王瑶、吴组缃、高名凯、杨晦、葉兢耕、李世繁、林焘、肖超然、乐代云、丁友瑜、甘惜分、方汉奇、伍福强、斯洛保加纽克等老师的课印象深刻。

游国恩教授讲《中国古典文学》的绪论，季镇淮老师讲各章节。我曾摸到游国恩教授家，请教一个问题，他丝毫没有轻慢我这个毛头小子的意思，耐心地从书橱拿出资料，详尽讲解。季镇淮老师讲几句嗓子就要“嗯”一下，从不离开讲台，但讲起来十分认真，有条理，他经常向学生发校内油印资料，节省板书的时间。有一次，他离开讲稿说了自己的身世，他说他是农民的子弟，上学读书很不容易。王瑶教授讲《中国现当代文学》，风趣生动，为人也比较随和。乐代云老师那时很年轻，很精神，是王瑶的助教，主持课堂讨论，有时接上王瑶的课。吴组缃教授讲《红楼梦研究》，本来是给中文系文学专业学生开的，新闻专业学生强烈要求也开，系主任杨晦跟他商量，也给新闻专业开了，但课时只有文学专业的一半。他讲得清楚，有一定深度，我也喜欢听这门课，但实事求是地说，我似懂非懂，后来，懂得多了一点，撰写并发表60多篇《红楼杂感》是50多年后我七十三四岁的时候，当然基础是那个时候打下的。高名凯教授讲《语言学引论》，他主张汉语的词不分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认为一个词用在某个地方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起什么作用就是什么词，不必规定哪个词一定是什么词。

他的这个理论国内是有名的，他一直坚持，但考试的时候并不强求学生按他的理论答题，只要能自圆其说，他就给高分，还是有学术民主作风的。

系主任杨晦教授和葉兢耕老师合讲《文艺学引论》，杨晦教授讲课比较随和，脱稿讲鲁迅很生动，有时透露一点系主任知道的内部消息，我们要他讲一讲五四运动时他作为干将做了什么，他也能透露一点。葉兢耕老师谨慎，上课不多说一句话。李世繁老师讲《逻辑》，讲课当然逻辑严密，他的那些例子很生动，深深吸引着我，只是板书稍差，有时一个字写得不好就用手擦掉重写，没有一点儿架子（后来我在网上查，有的说他是中国形式逻辑的开山祖）。林焘教授讲《现代汉语》，语音部分很在行，要求也严，苦了我这个南方口音的人，北方口音的同学如鱼得水，我常向他们请教。

肖超然老师那时很年轻，讲《中国革命史》，抑扬顿挫，我爱听他的课，当了这门课的课代表（反映同学的要求和建议，收个作业等）。丁友瑜是《俄文》课老师，据说刚从翻译岗位退下来，口语极好，刚开始我纳闷：一个词有几个形态，怎么可能张嘴就知道用哪个形态？后来慢慢知道，那是“难的不会，会的不难”。我初、高中都学英语，到了大学改学俄文（那时强调向苏联学习，大学都改学俄文），二年级后能借助字典翻译俄文的时政新闻和文章，现在忘光了，只记得个“达瓦里希”（同志）。

三四年级我选学第二外语英文，想把英文拾起来，现在也都还给了老师，只记得“康姆来得”（同志）。甘惜分老师讲《新闻理论与实践》，那时他40来岁，是副教授，考试是口试，我口述完后，他在我记分册上写了个“优”（五分制），随即又圈掉，改为“良”，并加盖私章。这个痕迹，在我一直保存的记分册上还清晰可见。这是我大学4年考试中唯一的“良”，其余都是“优”。我不觉得遗憾，他是很认真的。方汉奇老师那时更年轻，讲《中国新闻事业史》，带一些卡片、几支粉笔来上课，讲得头头是道。

伍福强老师讲《新闻摄影》，他注重实践，那时没有手机照相，系里给我们发了135相机和胶卷，我们拍后他给讲评，现在我能勉强拍、评照片，得自早年他的教导。后来听说他在香港办影展，影响很大。斯洛保加纽克是苏联专家，讲《苏共报刊史》，他讲课很少举例，多讲政治性的结论。

一节课翻译用去一半时间，信息量就不大，但考试只要按他的结论答，都给“优”。那时国家有“苏联专家局”，他上下课用华沙牌汽车接送，学校在教室边的厕所为他安了一个座式抽水马桶，那是很贴心的服务了。还有一门课叫《西洋文学》，授课教师想不起来了，他中年，戴一副眼镜，每次骑自行车来，裤脚管上夹一个夹子，防止链条夹裤子。我最初的欧美俄罗斯文学的知识，多半来自他的授课，听他讲歌德、但丁、罗曼·罗兰、托尔斯泰等，我常入迷神往。

我庆幸从这些老师身上学习知识、做人和风度。他们的生命“丰满”且“绚丽”，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我感激他们。

●开始有自己生活圈的选择

我在同学中年龄较小，学习还算努力，一直担任班、团干部，获得过校级“优秀生”的荣誉（1954—1955年）。4年中有两次长实习、一次短实习、一次社会实践。两次长实习：一次到《天津日报》，一次到《吉林日报》；一次短实习，我一个人在北京郊区一个供销社办内部油印小报；一次社会实践，我一个人到郊区一个农民夜校讲课。反馈都较好，我也确实用心了。

在班上我广泛结交朋友，人缘还可以。

大学三四年级时，我开始有自己生活圈的选择，开始有自己情感的寄托。

我和班上要好的两三个同学（也就是后面所说的“二三子”）深深地沉浸在从课堂和个人阅读中得来的对人性元素的深切体会和共同感悟之中……甚至会找一个偏僻的教室，整个下午坐在那里聊我们喜欢的文学作品，背诵某些段落和我们喜欢的诗句。我们还一起骑自行车郊游，一起下馆子。

●以第一志愿到宁夏

大学4年我学到了许多，也经历了许多，包括反右派运动。我在北京大学的见识，刻骨铭心。现在总算到了毕业——要换个地方了，对未来抱着一点窥探的兴奋，走出校门。前途未知，我有所期待。

我以矛盾、兴奋、期待的心情，与志向、情趣相投的大学同学“二三子”

相约一同到宁夏（宁夏要的人最多，我们可以分在一起），决心在祖国的这个边远地区，为国家建设作贡献，实现人生价值，同时，维持友谊到永远、真情沟通到长久。这里面，包含我对“二三子”中一位异性同学的追求。

22岁的我，不征求父母、哥姐的意见，也不顾有到江浙工作的可能，毕业分配的第一志愿就是举目无亲的宁夏。最终如愿如偿到宁夏，分在《宁夏日报》工商部当编辑。此后，在那里经历了个人命运的“天翻地覆”。

●60年的回归

现在，大学毕业已60年过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多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与时俱进的阐述和总结，十九大后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使然，国家、民族的命运展现广阔的前景。

我个人绕了个圈子，到了宁夏大学，与60年前供职的《宁夏日报》不是一个单位了。由于专业上的原因和理性因素的作用，我对宁夏日报报业集团怀有良好的愿望，对它的各报、各平台、终端怀有深切的期待，与那里一些同志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友谊。所以从某种特定意义上说，60年过去了，我仿佛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专业、地域、人情……）。我这块生面团慢慢地变成熟面团，做馒头花卷供人消费而不会叫人吃进去肚子疼。

60年一回归，酝酿起步的地方和时间就是这个丰富又矛盾的北京大学4年。我不会忘记那个地方那个4年，作为史料把《我的大学》留下来也算是留下了一个反映大时代的小细胞。对亲友也是个交代。

留给世人的是教训还是别的什么，见仁见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