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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吃（第1页）

偷吃

同学打电话让我们周末去他家果园里摘枣子。我说：“那多不好意，那都是卖钱的东西。”同学说：“我们又不是专门种枣的。雇人摘，再拿去卖，买不了几个钱，怪麻烦的。”摘着枣子，一帮同学聊起了我童年“偷吃”的事。

“偷吃”这个词在大多数国人的生活中已经消失多年了。但每逢这样的场合，我就不由自主想起这个令人心酸的词，想起那个令人心酸的童年。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家乡接二连三地跌了几个大年成。人们白天忙着“抓革命、促生产”，晚上忙着“填肚皮、养娃娃”。革命是踏踏实实地抓了，但生产却没有促起来。肚子饿了，当然要寻找食物，这是连小蚂蚁都具备的本能。

记忆中，爷爷住的那间屋子的大梁上总高高地挂着一个柳筐，上面用油布盖着，我们从没目睹过筐子里的全貌。筐子里的宝贝，除了过年和重要节日我们这些年幼的孙子、重孙子能尝一点，平时也只有三个回娘家的姑姑、大姐以及爷爷的外孙子来了吃一点。

爷爷从筐子里取东西的时候，总是背着人，不让任何人看。从每次取出的东西看，筐子里应该有干馍馍、馓子、“洋糖”、干枣、柿饼、核桃等。

因为筐子是用绳子拴着的，绳子的结扣是只有爷爷才会的独特系法，筐口油布的盖法也有玄机。所有的秘密爷爷自己都记得非常清楚，一旦有人动过，绝对逃不过他那双老鹰一般敏锐的眼睛。所以我们不但不敢动，甚至平时连“馋”的念头都很少有，就像这筐子压根就不存在一样。

一次，爷爷的外孙子、我的表弟来家里玩。爷爷不在家，表弟没吃上好东西，心有些不甘，就建议我俩踩板凳上去偷东西吃。我说爷爷眼睛“毒”得很，碰一下他都知道。表弟看了看头顶上的筐子说：“我就不信！”说着搬来板凳就要上去，我拉着他的胳膊说：“真的。关键是爷爷发现了还要骂人、打人呢！”

受爷爷宠爱的表弟还是坚持站上板凳，观察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揭开盖筐口油布的一个小角，抓了一把核桃、干枣递给我，自己又抓了一把。然后按原样盖好油布，挪开板凳，两人跑到磨窑里偷着吃。我们拿出核桃、干枣数了数，表弟的枣子比我多两个，我又从他手上抢来一个。刚要吃，弟弟站在草窑门口，气喘吁吁地喊道：“好呀，你们两个偷爷爷的好东西，我要告爷爷，看不剁掉你们的爪子！”说完，扭转头做出就要走的架势，我赶快跑过去把弟弟拉了进来。表弟当然明白，弟弟可不是白来的，不给他嘴上抹点蜜肯定是不行的。他只好把“红利”分给了弟弟一些，我也一样。分完后，弟弟发现自己手上的核桃、枣子跟我俩的数量差不多，就把手又伸过来，我只好又给了一个枣，表弟给了一个核桃。一看东西比我俩都多了，他这才承诺“打死都不告状”。

吃完后，把核桃皮、枣核丢进草林里，抹抹嘴，若无其事地回到大房子。爷爷看见外孙子来了，笑着伸手打算取出筐子里的东西给外孙子吃。刚要揭油布，又停了下来，仔细看着筐子，接着转过身来对我喊道：“你偷吃了我的东西！”说着，手里的拐棍就飞了过来，要不是我有心理准备躲得快，那一拐棍就落在我胳膊上。第二棍抡起来时，我已经跑到门外，边跑边大声解释：“我没偷，是他偷的！”

其实这事也怪我，我应该告诉表弟，我曾自作聪明地动了一下爷爷的宝贝，被爷爷精准发现，并“奖励”了我一拐棍。那次我做的准备工作比表弟今天要充分得多、仔细得多，而且我认为自己的“反侦察能力”是很厉害的。

这件事对家里人的教育作用很大，此后，再也没人敢动那筐子。

爷爷去世后，那只高挂着的筐子就消失了。父亲一直都秉持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物质分配原则，没有继承爷爷的做法，最主要的是没条件去做。

表姐来家里给父亲拜年的时候拿了一瓶苹果罐头，全家人都觉得是一种极大的荣耀。看着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小哥仨直流口水。父亲说，万一有个重要亲戚有病什么的好拿上去看，这样也有个面子。两年多过去了，一直没有出现值得把这瓶罐头作为礼物送出的事。

每当晚饭吃得欠了点，五哥就拿来罐头在炕桌上把玩，甚至拿出改锥在瓶盖上比划。看父亲心情好的时候，我就会都大胆建议：“一家人解个犒？”我说完，哥仨就盯着父亲的脸看，希望父亲说出一个字——“行”或者点个头。父亲呢，像没有听到一样，好久都不答话。每次等来的答复都一样：一个微微的摇头带着一个甜蜜的微笑，然后又继续看书去了。五哥对我和弟弟使个鬼脸收起改锥，弟弟和我面对面趴在炕上，失落地把那个罐头瓶滚过来滚过去、滚过去滚过来。不解人情的花狸猫兴奋地参与进来滚罐头，我冲着花狸猫的脑门给了一个“崩瓜子”……

一次，父亲没在家，我和弟弟无聊地滚着那瓶罐头，没有记性的猫还是参与了进来。滚着滚着，罐头瓶被猫一爪子抛下炕，正好砸在堵坑洞门掉下来的砖头上，玻璃瓶碎了，果肉、罐头汁洒了半地。猫吓跑了，我们哥仨全都愣了。五哥第一个反应过来，撒腿到伙房抓来两个空碗和一只调羹，蹲在地上，轻轻地把摔碎了还口朝上的少半个瓶子拿起放进一个碗里，再把散开的果肉盛在另一个碗里，把碎玻璃扫在倒垃圾的小簸箕里。五哥边捡边骂，我和弟弟光脚呆呆地站在地上任凭处置，没有任何话可说。五哥手里捏着扫把，盯着簸箕里的碎玻璃，半晌说了一句：“等大大回来收拾你两个碎皮！”

父亲当晚没回来。第二天早晨，我起来撒尿，一数两个碗里的果肉少了一块，心想：肯定是他俩中的谁半夜起来偷吃了。我抓起一块，用舌尖舔了一下，啥味道？一点都不好吃。既然拿在手上了，不好吃也给它吃掉，就假装很好吃，把那块东西给吃了。天大亮，弟弟起来第一时间就去看罐头，手指着两个碗里的果肉数了数，突然大叫起来：“罐头少了，少了两块！你们两个偷吃了！”五哥看着我，我看着五哥，几乎同时说：“不可能！你数错了。”弟弟又数了一遍，还是少了两块，接着喊、闹。五哥只好让弟弟吃了一块，说：“剩下的谁也不许动。等大大回来再说！”

“啥味道，怪怪的？”父亲进门就问，我们谁也不答话，眼睛盯着父亲看。父亲到柜子跟前，看见碗里的罐头：“你们终于给撬开了？咋没吃呢？”我壮着胆子说了句：“等你回来一起吃呢。”父亲嘿嘿笑了笑：“明明少了三块，还等我回来吃？”我以为就我们三个数过，原来父亲也数过，而且记得也很清楚呀。就见父亲抓起一块果肉，闻了闻，说：“坏了吧？”他又咬了一小口尝了尝，赶快吐掉：“坏得厉害，不能吃，吃了坏肚子的。倒掉！”说着端起两个碗，转身要出去倒掉。弟弟赶快喊：“我们都吃了，没坏肚子！”父亲放下碗，擦了擦弟弟的泪珠，摸了摸他的头，又捧着那双被寒风吹打得像哈密瓜皮似的脸蛋，说：“娃娃，吃了得病要打针的，下次有人再送咱再吃……”

那时农村没人知道什么保质期，只要没有严重变色、变味就认为没问题。一瓶罐头从张家到李家再到王家、赵家，甚至还能转回到张家，只要看上去没坏就像击鼓传花一样接着转。我家的那瓶罐头，之前不知道转了多少家。现在我们不光吃食品看保质期，连餐巾纸都有保质期。

那个年代，大家都没得吃，好像肚子就没个饱的时候，老捉摸着弄点吃的。没上学，在自家找吃的、偷着吃。上学后，结交一群小朋友，经常伙上几个人去偷人家的杏子、桃子、青豌豆、蔓菁。有一次，我和两个小朋友偷了表叔家的杏子，让表婶发现了，找来父亲告了状，父亲当着表婶的面把我按在地上，好一通巴掌。

其实也不是我们每次偷吃都遭父亲的打、骂，有一次还得到了父亲的庇护。侄子看生产队的西瓜熟了，就让我放哨，他去摘瓜。我俩抱着西瓜，躲在一个挖黄鼠留下的坑子里砸开西瓜就吃。快吃完了，就听看西瓜的老赵大声骂“贼娃子偷西瓜”。侄子伸出脑袋看，被老赵发现了，提着皮鞭就撵过来。我俩慌不择路，被挡在沟边。眼看老赵追来了，我一侧身，父亲就在眼前。老赵过来抡起鞭子要打我们，父亲伸手拦住，最终把老赵劝走了。父亲找到那个坑子，捡起西瓜皮说“回家喂鸡”，路上把瓜皮溜了一遍。在我记忆里，这是父亲一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为我们当了干坏事的“保护伞”。

上小学的学校附近就是生产队的牛圈。一次课间我肚子饿了，就下到牛圈，想看看喂牛的大姑父有没有啥吃的。进牛窑一看，大姑父手里端着个马勺（水瓢），正在吃着啥。见我进来，大姑父就给了我一大把，原来是黑豆。我好高兴，吃了几颗，到上课时间了。大姑父给我把口袋装满，安顿说：“喂牲口的黑豆只炒了半熟，吃半把就行了，吃多了胀肚子。”以后每次肚子饿了我就往牛圈跑，不管大姑父在不在，我都可进去“偷”两把黑豆，其中一把悄悄塞给弟弟。过了一个学期，生产队喂牛的换成别人，也就断了我“偷”黑豆的路。

本庄子不好偷，就把视线转移到邻居庄子上。一次我带着几个同学偷邻居村的西瓜，结果瓜没偷着还被告到学校。老师问谁干的“光荣”事。我低头装作若无其事，最后一个学习不大好、也是我平时看不起的同学站起来独自担当了。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我对那个同学的看法，从此我们两人成了朋友。上初中，被偷西瓜那家的儿子跟我成了同桌，说起这事，两人都有点不好意思。

晚上睡下，我跟通铺上挨着睡的同学说：“肚子饿得睡不着。”同学小声回我：“我也是。我发现沟对面地里的蔓菁长大了，去……”我小声干脆地回道：“走！”旁边有人问：“干啥去？”我俩一起回答：“尿尿！”

外面下着小雨，我跟在那同学后面，一路小跑，一口气翻过湿滑的泥沟。不远处石油钻井架上的灯光一晃一晃照亮了郁郁葱葱的一大片蔓菁，我真想趴下去啃一顿。在“怦怦”的心跳声中，挑了几个秧子茂盛的拔起来，摔掉根系上的土，拧掉秧子，把蔓菁揣进怀里。翻过沟找了一个能避雨的草窑，拿麦草擦擦蔓菁外面的土，剥去皮，两人就啃了起来。听着“咔嚓咔嚓”的啃蔓菁声，担心被路过的人听见，两人放慢了进食的速度。

吃饱了，用麦草把蔓菁皮盖起来，拍拍身上的柴草，准备返回宿舍。一摸衣服口袋，坏了，我那支当家的钢笔丢了！我要回蔓菁地里找，同学扯着我的胳膊说：“算了，我把圆珠笔送你。”我说：“哎呀，要命的是钢笔上面刻着名字呀！”于是，我又冒着雨“二返长安”，居然在我拔蔓菁的脚印旁找到了那支钢笔。我激动得差点大声喊了出来，重重地亲了一口那支可爱的钢笔，把它紧紧攥在手里，一口气跑回宿舍，兴奋得大半夜没睡着。

跟那个年代的老家人聊天，经常能聊起“偷吃”的事，大家都感慨地说，那时瓜果成熟的时候必须在地边上搭个窝棚，住上人专门看管，不然一夜间就可能被清了园。现在，瓜果多得送人都没人要，老盼着有人来偷些才好，可老也没人来偷，好多都烂在了地里。

写完这篇文章，拿给一个年轻朋友看。朋友笑着说：“吃的东西还用得着‘偷’，谁家还没些吃的？”我就讲了“晋惠帝何不食肉糜”的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