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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广播（第1页）

听广播

上小学的时候，记得学校墙上用锅底灰写了一行大字：“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对后半句，我似乎知道大概意思，而前半句根本就弄不明白。我问大人：“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政治？”大人好像稀里糊涂解释了一下，我也听了个稀里糊涂。直到上初中，我还是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一天早上，学校组织我们出去学农，“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的任务是和社员一起给队里栽电线杆、拉广播线。老师告诉我们这次学农活动的意义如何重大，然后讲了一下什么是广播。

滩里，社员和高年级的学生有的给电杆上拧带螺丝的瓷瓶，有的挖坑子，有的拉铁丝。而我们这些低年级娃娃只能将就着干一些抬电线杆（其实就是些使不成的烂椽棒子）、扶电线杆、埋坑子之类的轻活。

也许因为干这样的活新鲜，加上听广播的心情迫切，社员们并没有像平常那样磨洋工，用了多半天的时间就把电线架好了。

公社放大站的一个干部把一个像碗一样的东西挂在队长家的墙上，说这就是“广播”。广播上有两根线，他把其中的一根接在了架老好的电线上，另一根线头上拴了个螺丝疙瘩埋在了地下，说是地线。埋好地线后，说是要浇点水广播才能响，又听有人说浇点尿响声更大。队长扯着嗓子问：“哪个娃娃过来浇泡尿？”

半天没人应声，队长看了一下四周：“来来来，钢蛋胆子大，过来尿泡尿！”因为上次要红宝书的事，我挺害怕队长的，所以队长说了我也就顾不上害羞，只好按队长的话过去，背对着大家往埋地线的坑子尿尿。

可能是人太多害羞的缘故，感觉有尿，可怎么就尿不下来。队长在后面催着：“钢蛋，快些，放广播的时间马上就到了！”

有人大声说了一句：“把眼睛闭上尿。”

我眼睛一闭，哎，真的尿出来了。尿着尿着，感觉脚背热乎乎的，睁眼一看，哇，尿了我一鞋帮子。

一切都完备了，队长看了一下桌子上“鸡啄米”的钟表，说：“社员们，大家进来坐好，广播马上就要响了！”家里顿时拥了一屋子人。

队长婆姨是个喜拉人（好客），她热情地安排着：“年老人坐在炕里头，年轻人坐在炕沿边，娃娃没地方坐，就站在地上。”我的两眼像上了钉子一样，死死盯着广播。过了好长时间，它还是不响。

有人问：“是不是有啥毛病？广播咋就不响呢？”放大站的干部看了一下手表：“队长家的钟表快了二十分钟。不过也快到时间了，还有三四分钟。”队长拿起钟表跟放大站干部对表，并笑着说：“快一个月没对表了。”干部说：“一天差不到一分钟就是好钟表！”

三四分钟是多长时间？我暗自和下课的十分钟对比了一下，心想快了。

我就站在广播下面往上看，脑袋举得时间一长脖子酸得受不了。刚把头低下，“哇”的一声吓了我一大跳。广播终于响了。也许因为声音太大，也许因为大家太激动了，广播里的《东方红》刚唱了两句，只听“呼隆”一声，队长家的炕被压塌了！

社员们一边说着“不好意思”之类的话，一边掀起毛毡和席子，炕面子塌了三四块。

为了不让大家感到尴尬，队长婆姨不停地说：“不要紧，夏月天又不烧炕”。队长过来跟我开玩笑：“钢蛋，都是你一泡尿尿得广播声音这么大，把炕都震塌了。”

大家就这么蹲在压塌的炕上凑合着听广播，谁也不出声，直到《国际歌》响完。

过了几天，队上家家户户都陆续装了广播，只有我家因离村里太远，做了很多努力，一直都没有实现通广播的愿望。父亲后来到公社苗圃放羊，家也都跟着搬去，老家房子和窑洞门全都用土块砌了，拉广播的想法也就此作罢。

改革开放后，人们富裕了，家里陆续买了收音机、电视机，后来又有了智能手机。有线广播只能留在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