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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用人之谋 用人是万事的根本（第1页）

第四章用人之谋：用人是万事的根本

曾国藩认为，用人是万事的根本。成大事者，必须学会尊重和运用人才。牦牛不可用来抓老鼠，骏马不可用来守门，宝剑如用来劈柴则不如斧头。用得合时合事，即使是平凡的人才也能发挥巨大作用，否则终无所成。因而不必担心没有人才，而应担心不能正确使用人才。

1．善于知人、明于用人

在鉴别、选拔、任用人才方面，曾国藩的“明字诀”具有另一层含义，即要有知人之明、用人之智和树人之道。

能不能鉴别、选拔、任用人才，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吏治世风，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因此，曾国藩对于人才非常重视，不论在何时，都注意留心人才。所以后来就有人评价他说：“曾国藩之好才爱士，为当时之最。故中兴将吏大半出于其幕”；“曾国藩昔官京师，即已留心人物；出事戎轩，尤勤访察。虽一艺之才，罔不甄录，而又多方造就，以成其材。”……此类评价之多，可以说难以一一列举。

善于识人用人是曾国藩成功的根本要诀。他认为，“为政之要，首务得人”，“得一好人，便为天地消一浩劫”，“多事之秋，得一人则重于山岳，少一人则弱于婴儿”，“除得人之外，无一事可恃”。但是用人极难，知人尤难，所以他慨叹“人不易知，知人不易。”

经过长期实践，曾国藩提出了一套认识和鉴别、考察人才的理论和方法。他在《应诏陈言疏》中提出应以“考言”为主，看他是否具备一定的语言文字能力；除此而外，还要考察人的志趣、意志、态度、品行和思想。例如就“志趣”而言，曾国藩认为卑微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高贵者“慕往哲盛隆之轨”，高低贵贱立时可判；就“品行”而言，人才要以“朴实廉介为质”，要有操守而无“官气”，这是考察和选拔人才的标准；就“思想”而言，曾国藩认为不外乎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

为了识别和鉴别人才，曾国藩甚至还发明了“相人”之术，从“神骨”、刚柔、容貌、五官、须眉、声音、情态、气色等方面来“相人”。虽然看相之术有许多迷信色彩，但是曾国藩相人之术中某些合理的内容对于识别和选拔人才，还是有一些可取之处的。

曾国藩的知人之明，仅从他的幕府组成人员来看，就可突窥见一斑。有人曾经对曾图藩的幕府人才作了总结，认为他幕府中的人才有以下几类：

谋略人才：郭嵩焘、左宗棠、李鸿章、陈土杰、李鸿裔、薛福成等。

作战人才：彭玉麟、杨载福、唐训方、黄润昌等。

军需人才：李瀚章、甘晋、郭嵩焘、李兴锐等。

文书人才：罗萱、程鸿诏、向师棣、黎庶昌等。

吏治人才：李宗羲、洪汝奎、赵烈文，倪文蔚、方宗诚等。

文教人才；吴敏树、莫友芝、陆艾、俞樾、戴望、吴汝纶、张裕钊、刘寿曾等。

制造人才：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冯浚光、陈兰彬、容闳等。

仅上面所提及的曾氏幕府的佼佼者来看，就有近50人之多。因此，当时就有人评价曾国藩幕府人才之盛时说：“幕府人才，一时称盛，于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涂宗瀛、倪文蔚、甘绍盘、方谋诸人。名土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时文正幕中，有三圣七贤之目，皆一时宋学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罗致之。”

容闳后来评述曾国藩的幕僚时也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方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是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收罗致之也。”

从这些评论来看，无不是对曾国藩的知人之明和广致人才推祟备至，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曾国藩善于知人、明于用人的思想。

事实上，曾国藩对自己身边的幕僚和营中将领也有许多中肯的评价，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曾国藩的知人之明，也可以领略到他的用人之术。下面仅举几例：

对于胡林翼，曾国藩说：“胆识绝人，威望夙著”；“才大心细，为军中万不可少之员。”

对于左宗棠，曾国藩说：“其才可独立一面，固已历有明征。其虽求才太急，或有听言稍偏之时；措词过峻，不无令人难处；而思力精专，识量闳远，于军事实属确有心得”；“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左帅平定甘肃之后，恐下文尚长，亦由天生过人之精力，任此艰巨也。”

对于李鸿章，曾国藩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之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可胜江苏巡抚之任”；“用人行政不改常度，而高掌远跖，治事清核，实鄙人所不逮”；“殊为眼明手辣”。对于周梧冈，曾国藩评价说：“于军中小事尚能办理妥办，遇有大事则无识无胆”；“暗于大局，不能受风浪，若扎营放哨、巡更发探、开仗分枝，穷系宿将，不可多得。”

对于杨载福，曾国藩说：“气韵沉雄，出奇制胜。”

对于彭玉麟，曾国藩说：“淡于荣利，退让为怀。”

在论及营中诸将时，曾国藩说：“塔齐布，一威望之将；毕金科，一骁悍之将；王福、韩升均属难得之才……”

“人才难得亦难知”，这是我国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在认识和选拔人才时说的一句话。因此，如何正确认识人才，将不同人才用到最合适的位置，是当政者需要着意关注的问题。曾国藩在这方面已经做了成功的范例，如果曾国藩手下没有这么多人才，可以说他就难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

2．摸透人的精、气、神

曾国藩的《冰鉴》是他一生相人、识人之术的总结。

一说到相术，人们总喜欢与迷信联系起来。曾国藩的独门相术虽也有些传统相术的成分，但更多的是通过这些成分表现出的精神面貌、脾气、秉性和所长所短来分析、判断一个人适宜的发展方向和可能的成就。正是依靠这套所谓的“相术”，曾国藩才发现、延揽了大量有用的人才。

有一次，李鸿章带了三个人请曾国藩任命差遣，当时曾国藩晚饭后正在散步，他有饭后缓行三千步的习惯，李鸿章不便打扰，就与那三个人在一旁恭候。

散步之后，李鸿章请他接见那三个人，曾国藩却说不必了，李鸿章很是惊讶。

曾国藩解释道：“在散步时，那三个人我都看过了。第一个人低着头不敢仰视，是一个忠厚善良之人，可以给他保守的工作。第二个人喜欢弄虚作假，我眼光扫过他时他毕恭毕敬，等我一转身，他便左顾右盼，将来必定田奉阴违，不能任用。第三个人气宇轩昂，双目平视，始终挺立不动，。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将来他的功名不在你我之下，可委以重任。”

后来三个人的发展，果然不出曾氏所料。而那第三个人便是台湾的首任巡抚刘铭传，他为收回台湾、治理台湾立下了汗马功劳。

根据人物心性才情的变化，曾国藩总结出评价人物的九大品质特征：

性之所尽，九质之征也。然则明暗之实在于精，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诀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忠直奸邪的在于神正直明朗与否，智明愚暗的在于精清爽明快与否，勇敢怯懦的在于筋劲健与否，坚强柔弱的在于骨强硬与否，沉浮静躁的在于气沉定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