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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处世之要 以圆融为做人处世的基本原则（第1页）

第三章处世之要：以圆融为做人处世的基本原则

曾国藩曾说：“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因此，处世也必须刚柔并用，以圆融为做人的基本原则。”圆融是一种做人的智慧，它告诉我们要根据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凡事留有余地，把握好事物的度，灵活处理意外情况，让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游刃有余。

1．能屈能伸大丈夫

曾国藩在同僚交往中最痛恨互相拆台的做法，他认为这无异于“两虎相搏，胜者也哀”，因此主张“英雄握手”。同时，他通过观往古名臣之得失，还总结出一种方法，就是我要结交的人不愿意和我结交，我就要硬同他交往，所谓“善不吾与，吾强与之附”。

骆秉章是湖南巡抚，权势很大，当曾国藩编练湘军和率军出征的时候，几次薄待曾国藩。而面对自己得罪不起的人，曾国藩曾多次屈求。

骆秉章对曾国藩的冷酷，从曾国藩在长沙向他求情一事，就可看出。

咸丰三年（1853）九月，驻扎在长沙的绿营兵与曾国藩的部下发生严重斗殴，绿营兵鸣号列队，准备大肆攻击曾国藩的湘勇营部队。曾国藩闻讯后，非常生气，他想诛杀一两个绿营兵，压压他们的气焰，便给绿营提督鲍起豹发去一份咨文，指名索捕闹事的绿营兵。这一下可惹怒了鲍提督。他也不是善者，来了个火上烧油。故意大造声势，公开将肇事者捆送至曾国藩的公馆，看他这个团练大臣怎么办。绿营兵见此情景，一个个气势汹汹，冲进曾的公馆，击伤他的卫土好几人，并差点将曾国藩本人打死。

曾国藩狼狈不堪，只得向巡抚骆秉章求救。本来就驻在隔壁的骆秉章其实早就知道曾公馆所发生的事情，当时他也正对曾国藩在办团练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非官非绅却又自以为是的态度十分不满，想借此教训一下曾国藩，所以一直在旁边看热闹。直到曾国藩来向他求情，他才出面，但并不安慰曾国藩，反而给肇事者松了绑，向他们赔不是，让绿营兵各自回到自己的驻地去。事后，骆秉章也不对此事进行查究，准备不了了之。可长沙城内，却浮言四起，说由于曾国藩干预官府的兵权，才闹出事来，他是咎由自取。

后来，曾国藩的部下王离开的时候，骆秉章却乘机拉拢王，这简直是拆台了。但曾国藩逆来顺受，不与之计较，并且一遇困难，还去屈求。人在无奈之时，做别人不愿做的事情，尚觉容易，而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则十分困难。曾国藩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忍受心灵的煎熬，做自己违心的事情。那就是为贪官之家写奏折申请入乡贤祠。

乡贤祠，顾名思义，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给所谓乡里的贤人——有道德的慈善之家建立的祠堂。

曾国藩一生多次为一些贤德或有功之人秦请封赏或代写一些碑、铭类的须扬文章，而这一次他为其秦请入乡贤祠的则是一个贪官杨键。曾国藩一生廉洁自律，对贪官如同寇仇，但这次却是曾国藩一生中少有的一次例外。为什么曾国藩要做自己违心的事情呢？事情还得从曾国藩治军之初的为难之处谈起。

曾国藩办湘军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军饷了，数万人马，天天都要吃饭，常言遣“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是湘军却得不到国家的正当供饷，况且曾国藩规定的军饷标准还很高。

初办湘军之时，招募军队无饷可供，曾专振郭嵩焘回籍等借军饷，又赖衡州知府借给他10万两准备修城墙的钱，后来打了湘潭第一次胜仗，10万借款才由湖南银库报销。

当时，武汉形势吃紧，朝廷连番下旨让他自湖南出接武汉，他迟迟未动。其中原因主要是皇帝命他率兵千里迢迢，援救湖北，而且一路征战，竞未提军饷自何而出。没有军饷如何出征？他让人各处求助，恳求商绅捐资，犹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

恰在此时，有个在籍户部候补员外郎杨江要求捐助。曾国藩闻讯自然高兴，但杨江提出个条件，让曾国藩代他上奏皇帝，准许为其祖父在原籍衡阳建乡贤祠。

而曾国藩是了解杨家的为人和杨江要求建乡贤祠的原委的。杨江的祖父杨键是湖北巡抚，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病死。死后其家属便活动地方官入奏道光，请求建乡贤祠。而有人上奏说，杨键官声很坏，有严重的贪污、受贿行为。道光帝闻奏，不仅未允其入祠，且把上奏请入祠的地方官臭骂了一顿。这件事闹得轰动京城，曾国藩当时任职詹事府，自然熟知此事。

如今，为了军饷问题，要亲自出面为一个贪官申请入乡贤祠，一是不符合儒家的道德风范，再是要冒风险，弄不好自己要下台。可是，被军饷所逼，曾国藩只好同意了为杨键写奏折。

奏折封送之后，杨江当即捐助两万白银，还说等皇帝批复后再捐5万两。杨江带头捐款，其他官绅也不能袖手旁观，一下子捐了10万余两。这点钱虽不多，但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谁知湘军初战不利，在“东征”的途中吃了败仗，退回长沙。吃败仗是个打击，长沙官绅齐骂曾国藩无用，使他抬不起头，而雪上加霜的是，咸丰帝看了曾国藩请杨键入乡贤祠的奏折，下旨申斥他，还降了他两级官衔。但曾国藩还是觉得此事值得，因为他终于用十万两白银让他的湘军度过了劫难。

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来要求人的行为，似乎不应该做那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因为一个真正具备良好品格的人，都应始终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但现实中的人们几乎很少有人真正能做到这一点。就一般情况而论，人首先应是自保的，然后才能他保。因此，表里如一虽是人们对所崇拜人物的一种理想化追求，但作为欲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来讲，有些利大于弊的权宜之计，也还是要采取的。但此种作为必定是会影响人物的形象，也是为仁人君子所不耻的。因此对欲成就—番事业的人来说，要采取此种作为还是当慎之又慎的。

2．精诚团结，以和为贵

中国文化以“和”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贵和谐，尚中庸”，与西方文化重分别和对抗形成了相异成趣的文化传统。“和”在待人接物中体现为“和气”；在治家中体现为“和睦”；在成人取向上体现为“和谐”；在自我修养上体现为“中和”，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同的事物相配合达到平衡叫做“和”，“和”能产生新事物；相同的事物累加只有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变化。重“和”去同，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

“和”在理论上是一种修养、一种信念；在实践上往往体现为—种策略。“和”不仅是目的，也是手段。

曾国藩在治军、治家上重“和”，以精诚团结、成就一番事业。

治家是儒学理想的一部分，在宗法观念下，个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曾国藩在治家方面也颇有心得。他说，家和则福自生。兄言弟从，弟请兄允，一家人融洽相处肯定会发达，相反兄弟阋墙，婆媳扯皮、夫妻计较，这样的家没有不败落的，要守得住“和”字才好。

曾国藩全家兄弟姊妹共九人，曾国藩作为长子，对待兄弟竭力爱护，而不是姑息纵容。他常说：“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曾国藩无论在京做官，或是戌马倥偬，总是百忙中写信教导诸弟做人，督促他们的学业，尤其注重孝友耕读，绵延世泽。他说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二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务使祖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

曾国藩兄弟五人有四人上了战场。曾国华战死三河镇，曾国葆病殁天京围，以曾国藩、曾国荃成就最大。曾国荃勇且狂，曾国藩既为之喜又为之惧，百般维护。为避猜忌，便教导他说“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曾国藩一度要自愿牺牲，退出仕途，以成全曾国荃的发展。另一个弟弟曾国潢则长期操持家事，解除兄弟们从军从政的后顾之忧。

“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

亲人之间当坦诚相待，相互帮助。曾国荃就给曾国藩提过意见，说他表情太严肃，常给人下不了台；在兄弟骨肉间也不能营造活泼的气氛，曾国藩虚心听取了他的意见。

“和气致祥，自有可卜昌盛之理。”曾国藩教子“爱之以其道。”他教育儿子只求读书明理，不求做官发财，居家持勤持俭戒奢戒傲。曾国藩“身教重于言教”常从自己的亲身体会出发，以商讨研究的口吻，指出儿子在学习中的进步和不足，收效显著。

曾国藩说过：“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而曾家却成为特例：曾国藩封侯拜相；两个儿子中，曾纪泽成为清末颇有影响的外交家，曾纪鸿有极高的算学天赋，是清末著名数学家。其第三四代也人才辈出，成为一常盛的百年家族。一个集体或团队齐心合力之“和”是其成功的基本。一旦形成凝固的利益关系，就会痛痒相关，荣辱与共了。攻占南京、平定太平天国前后，是曾国藩湘系集团极盛时期。4年多时间共有21个湘军集团首领先后出任督抚，成为封疆大吏，把持清政府半壁江山。他们编织成一个特殊的关系网，呼吸相从，祸福相依，成为晚清实际主政的势力。

胡林翼作为湘军集团第一位出任督抚的人，一直不肯替越曾国藩湘军集团精神领袖的位置，处处支援，帮衬曾国藩成就大业。他所辖的湖北成为曾国藩的军粮库；曾国藩东山再起，也是胡林翼施斧底抽薪术才得以成功的。曾胡的“和”是湘军崛起的基础。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年侄，又与曾国藩有着一重师生关系，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同寻常的。李鸿章随曾国藩当幕宾期间，“受化于无形”，学到许多为人处世的学问。祁门事件，李鸿章忠谏不成，脱离曾国藩赋闲，却不肯他往求职，可见李对曾的依恋。曾国藩致书重召李入幕。后来曾国藩又直接命李鸿章仿湘军建立准军，奔赴上海战场，不厌其烦地传授李鸿章处理人际关系和与洋人打交道的箴言。李鸿章在上海对曾国藩的命令奉行惟谨，尽量揣摩，依曾的意思去办。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后裁湘留淮，就是信任李鸿章的忠诚可以倚重。但随着李鸿章羽翼丰满，在剿捻斗争中主要依靠淮军作战的曾国藩不断受到干扰。曾国藩一再喻之于理：“吾二人视剿捻为一事，须如李家、曾家之私事一般”，“常存为父为师之心肠，或责之，或激之，无非望子弟成一令名，作一时人耳。”始终以“和”字为先。其间因李鸿章咄咄逼人使双方产生许多不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快便渐渐褪去。李鸿章推曾国藩为中流砥柱，曾国藩则回敬：“来示谓中外倚鄙人为砥柱，仆实视淮军、阁下为转移。淮军利，阁下安，仆则砥柱也。淮军钝，阁下危，则仆累卵也。”两人相为倚柱，和好如初。曾国藩、李鸿章的利益是一致的。曾国藩最重人和，他曾说：“行军之道，贵在人和而不争权势，贵求实效而不尚虚名。”举大事者不计小节，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发扬别人的优点。

春秋时晋国赵武“私仇不入公门”，举荐仇人刑伯子为中牟令。祁奚举荐仇家解孤来接替自己的职务。晋悼公说：“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祁奚说：“你问的是谁能担任中军尉，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这都是从公、从国家大局利益出发，是以贤能才干为准，以事业为要。

汉光武帝刘秀在称帝前一度隶属于刘玄。刘玄固嫉妒谋杀了战功赫赫的刘秀的哥哥刘。刘秀悲痛之后，考虑到王莽未除，一旦与刘玄决裂，则兵力分散，必为所乘。因而刘秀强忍悲痛，亲赴宛城向刘玄谢罪，“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伯升（刘）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刘玄自感羞愧，只好封刘秀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刘秀因此而得以生存，兵力迅速发展，终至推翻王莽，恢复汉室，一统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