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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修身之智 坚持不懈的锻造自身（第1页）

第一章修身之智：坚持不懈的锻造自身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我国古代正统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人生信条，而“修身”则是一切行为的基点。试看古往今来那些成其大事的人，是否拥有绝高的起点和绝佳的天资并非关键，一个人如果能自强自立，修正缺点，弥补不足，长期坚持下来，自有金丹换骨，成其大器的日子。曾国藩由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而成为“二百年来清代最有权势的汉人”，首先在于他对于自身坚持不懈的锻造。

1．“俭”是一种内在的美德

“俭”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一项美德。《左传·庄公二十四年》中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意思是说，节俭是一切美德的基础和来源，而奢侈则是所有恶行中最为严重的。这部先秦经典将“俭”字提高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上，充分地展示了节俭的重要意义。这种祟尚节俭的精神，在以后历代都受到推崇发扬，有的人从学理上阐发之，更多的人则是在行动中实践之。

先秦时，墨子提出：“俭节则昌，**佚则亡”。”将‘俭’字提到个人和国家成败兴亡的层面上来，从此，“俭”不再仅仅是一种内在的美德，而且是成功学中的一个关键性范畴了。后世人论“俭”，大多是从成功学层面上论述的。桓范在其名著《政要论·节欲》中，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总结：

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

征诸史实，可谓不易之论。

纵观历代有为之主，无不是节俭之人。汉文帝以俭治国，停止修建露台，开创“文景之治”。曹操一生节俭，不好奢华，他的帷帐屏风，坏了一修补便接着使用。明太祖朱元璋更是节俭得近于苛刻。皇宫中有太监穿新鞋在水中走过，他竟大发雷霆，严以治罪。康熙、雍正两位盛世君主，也励行节俭，并谆谆告诫子孙，因此清朝才有近300年的兴盛时期。这些君主节俭，并非是财用不足，而是认识到节俭是其他美德的基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一国统治者而言，一身节俭，则上行下效，举国节俭，如此则国用日足，国力日强。对臣子而言，节俭则可保证日用充足，避免贪污，是迁官保身的不二法则。对平常百姓而言，节俭可节制物欲，积累家财，日渐丰裕，传之子孙，永世不堕。

具体说来，“俭”字的益处有许多方面，因此石成金在《传家宝》中进行了总结，他说：

俭有四益：凡贪**之过未有不生于奢侈者，俭则不贪不**，是俭可养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剂量，省啬淡泊有长久之理，是俭可养寿也；醉浓饱鲜，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则肠胃清虚，无滓无秽，是俭可养神也；奢者妄取苟求，志气卑辱，一从俭约，则于人无求，于己无愧，是俭又可养心也。

他从“养德”“养寿”“养神”“养心”四个方面归纳了“俭”字对于人自我修养方面的作用，可谓精练而深刻。当然，“俭”虽作用于一人，但其作用却不仅仅局限在一个人身上。除了上述四个方面外，“俭”字在治家、为官、治国方面，有着更为显著的作用。

曾国藩一生生活俭朴。他自己衣着朴素，布袍鞋袜，都是其夫人、媳妇所做。吃的也是粗茶淡饭。即使是官至大学士，每次吃饭也仅一个荤菜，如果不是有客人来，从不增加。因此时人戏称他为“一品宰相”。“一品”，指的就是“一荤”。一件衣服，平时舍不得穿，只在庆典或过新年时才穿上。这件衣服穿了30多年，到他去世时，还像新的一样。对此，他幽默地说：“古人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视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

俭朴持家，是曾家的祖传家风。曾国藩作为同辈长男，从持家之始，就将“俭”字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他教育子侄说：“‘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其中的“俭”字，又与“勤”字相关联，所以曾国藩常常将“勤”“俭”并举。不用奴婢和仆役，固然是为了少花钱，但更重要的目的却是为了培养家人亲自劳动、爱惜劳动成果的习惯。曾家的男子要亲自下地耕田，妇女更要亲自纺织。为儿子娶妻，也选勤俭之家，而不愿与官宦之家联姻，以免长奢惰之习。纪泽刚刚结婚，曾国藩就告诫儿子，要他引导媳妇织布做衣：“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绩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此二者。妇职之最要者也。”而当时曾国藩已经是位尊权重的大军统帅、封疆大吏了。

曾国藩的节俭还表现在一些特殊的事情上。他认为，日常持家应当把一些零碎物件，如碎布、小纸片都要收集起来，以备使用。如他所言：“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捡拾”，“可珍之物固应爱惜，即寻常器件亦当汇集品分，有条有理：竹头木屑，皆为有用，则随处皆取携不穷也。”积少成多，就会变废为宝。这样家里既显得整齐，又节省了财物，还养成勤动手、办事有条理的好习惯。

曾国藩从政治军，每件书信、文牍、奏章都要抄一副本，收藏在家中。早在咸丰四年（1854）五月，他就对几位兄弟说：

凡谕旨、章奏等件付至家中者，务宜好为藏。我兄弟五人，无一人肯整齐收拾者，亦不是勤俭人家气象。他还特别告诫：“余寄回片纸只字，俱请建四兄妥收。”经过日积月累，曾家所藏的书籍、文献已经汗牛充栋。这些不起眼的东西，后来都成了珍贵的史料，堪称无价之宝。

曾国藩重视勤俭持家，因为在传统社会中，家是一个人事业的根基，治家与治国相通相关。不善治家者，必不能治天下。一个人即使再有能力，倘若家庭出了问题，也就如木拔其根，难以立足。曾国藩有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看法，他认为为官不是长久之计，而家庭则与一个人的一生相始终。所以，他认为治家比为官更重要。他曾经给自己的夫人写信告诫说：

夫人率儿妇辈在家，须事事立个一定章程，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廉恭节俭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矣。

他曾专门给四弟写信，告诫他要节俭。节俭之法，是戒好动：“凡多欲者不能俭，好动者不能俭。多欲如好衣、好食、好声色、好书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弟向无癖嗜之好，而颇有好动之弊。今日思作某事，明日思访某客，所费日增而不觉。此后讲求俭约，首戒好动。不轻出门，不轻举事。不特不作无益之事，即修理桥梁、道路、寺观、善堂，亦不可轻作。举动多则私费大矣。其次，则仆从宜少，所谓食之者寡也。其次，则送情宜减，所谓用之者舒也。否则今日不俭，异日必多欠债。既负累于亲友，亦贻累于子孙。”

在曾国藩的屡次谆诫下，曾家基本上保持着节俭的家风，这不得不归功于曾国潢。但曾国藩对他仍不满意，认为他“俭”字功夫还不够。曾国藩自称“‘俭’字做到六七分，‘勤’字尚无五分工夫”，而曾国潢则相反，他是诸兄弟中最勤劳的一个，但“俭”字功夫还大有欠缺。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十四日，他在家书中说道：

弟之廉人人料之，其不俭，则阿兄所不及料也。以后望弟于“俭”字加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不特家常用度宜俭，即修造公费、周济人情，亦须有一“俭”字的意思。总之，爱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风而已。莫怕“寒村”二字，莫怕“悭吝”二字，莫贪“大方”二字，莫贪“豪爽”二字。

他的告诫，简直不厌其烦。同治三年（1864）二月二十四日，他又在信中说：弟之勤为诸兄弟之最，“俭”字工夫，日来稍有长进否?诸住不知俭约者，弟常常训责之否?

尽管曾国潢还未达到曾国藩的要求，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曾家能保持节俭家风，已实属难得了。

湘军将领中，兄弟一同参军的大有人在，如江忠源、江忠义、江忠济兄弟，刘滕鸿、刘滕鹤二兄弟、李瀚章、李鸿章、李鹤章兄弟，李续宾、李续宜二兄弟，他们或全家战死，如三江二刘，或有一二人通显，如李鸿章，但若论家族常保不衰，只有曾家。这正是因为曾家有专人主持家政，并且能以俭持家的缘故。

清朝官吏的俸禄很低，尤其是在清初的时候，县官、知府每月薪银只有几两、十几两。许多人无以为生，只好借机克扣，导致了康熙晚年吏治腐败的局面。雍正为了从根本上扭转这一风气，设立养廉银制度，大大提高了地方官员的俸禄，也缓解了贪污现象。但京官的俸禄仍然较低，特别是没有实权的翰林等闲职。因此许多人科举之后，一心希望散馆外放，得到肥缺。

曾国藩考中进士，入选翰林院任庶吉士，在当时这是储才之处，预示着后来的飞黄腾达。但他一开始就面临着清贫的生活。他给家里写信说：“当京官者，大半皆东扯西支，从无充裕之时。”每月的薪银根本无法满足庞大的开支。作为长男，他要寄钱孝敬父母，作为长兄，他要接济兄弟，作为一家之长，他要供养一家人。此外，官场应酬，更是不可缺少的开销。但一个闲职官员，又没有别的收入渠道，要想生活，只有自力更生了。曾国藩的交游圈子基本上是与他同时或前后考中的进土，也都是穷翰林。为了共渡艰难，他们经常互相拆借，彼此接济。但这毕竟不是根本的办法。曾国藩认识到，节俭才是惟一的良策。

曾国藩的节俭，是其家风影响的结果。他的父亲曾麟书虽是个穷教书先生，生活贫寒，却刚强自立，主要是凭借节俭的生活习惯。他在山村教育子弟，经常告诫曾国藩说：“俭约者不求人。”曾国藩两个友人的父亲、也都以此告诫。曾国藩认为，他们“交相毖勉，力求所以自立者，以图无忝所生。”曾国藩的生长、交游环境，使他培养了俭以自立的志气。

元代名臣达理麻识理曾有两句话：“俸薄俭常足，官卑清自尊。”可以称得上至理名言。曾国藩的节俭一方面表现在个人生活俭朴，这在前文已经详细叙述，而这种习惯，在为京官时得到加强，并行之终身。另外一个方面，表现在“简”，这就是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花销，他极少雇人，凡事亲自动手，减少应酬，为此，他曾屡次在日记中提醒自己。结果，交游的减少并没有影响他的仕途。相反，他交友日益慎重，所交的朋友，都不是酒肉朋友。而是肝胆相照的知己。这些人后来成了他仕途上的主要帮手。

其中吴廷栋是他最要好的朋友，曾国藩以师礼事之，极为钦服，后来成为理学名臣。他的节俭，较曾国藩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他所任都是京官清要之职，没有实权，俸禄微薄，他又从不贪取，以至他退休后，连一间完整的房子都没有，日食不给，他也处之晏然。当时曾国藩正任两江总督，见他过于贫寒，中秋节时，带着300两银子，亲自去探望。询问他近来情况，吴廷栋说：“贫吾素也，不可干人。”意思是贫寒惯了，不愿打扰人，实际上则是以俭自强，不希望求助他人。曾国藩知其深意，竟没有敢将银子拿出来。曾国藩的旧交，大多如此。因此培养了一代自强的风气。

曾国藩为维持生计，也曾经向他人借过钱，借钱的辛酸使他尝到了人情冷暖，也坚定了他自立自强的决心。他曾告诫曾纪泽：“受人恩情，当为将来报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向别人借钱，低声下气，看人脸色，对于像他这样一个有强烈自尊心的人来说，是非常难堪的。

另外，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借人一回钱，就欠一份人情，不是简简单单还钱就能了结的。次数越多，心里的包袱越重，最后总觉难安。倘若持身节俭，偶尔一借，别人敬重，也会鼎力相助。但如果为人奢侈，以致用度不足，很少有人愿意借给，会被人轻贱。用度奢，往往是欠债难还，债上加债，既失信于人，又进—步刺激了自己的物欲，不仅极大地破坏了个人形象，也将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所以，曾国藩的节俭并不是要省几两银子，积少成多，使自己成为一个大富翁。他不爱钱，不敛钱，不聚钱，直到去世时，家中仅有1万多两银子，比一般士绅富户都不如。他的真正目的是使自己保持勤俭风气，更主要是为了儿女们能自尊自立，以免养尊处优，丧失努力进取的动力。他经常说：“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有余财则子女必趋于骄奢，只有保持节俭自立，才可成才：“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

曾国藩节俭，对“自立”二字看得极重，这就使他的认识又提高了一层。“俭”字不仅可以使有限的财物发挥最大的效益，还可以塑造自立自强的个人形象。

2．正视自我，发现缺点和不足

大多数人是自我感觉良好，只看到别人的缺点，而看不到自已的缺点，这是庸人的思考方法，真正有才干的人往往会发现自我的缺点和不足，正视缺点和不足，并设法克服并改正，这才是正确的思考方式。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代表。曾国藩提出了“悔缺”之道，即通过反省自己的缺点过错，坚决彻底地加以改正。曾国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个手执羽扇、不苟言笑、沉稳木讷的君子形象。实际上这代表了他成熟时期的性格。早年的曾国藩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层”，他还说这种心理已深入隐微，“何时能拔此根株?”

一次，窦兰泉来切磋，曾国藩并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词气虚侨，与人谈理”本来是一件增益学业的事，却适得其反，二人不欢而散。《日记》中说：“彼此持论不合，反夏辩诘，余内有矜气，自是特甚，反疑别人不虚心。何以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已也？”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初九这一天，曾国藩四次出外，先是到岱云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曾国藩出言不慎，弄得别人十分尴尬，宴席一散“宜速归”。随即又到何子贞家。后又到岱云家吃晚饭，“席前后气浮言多”，与汤鹏讨论诗文，“多夸诞语”。当天他的《日记》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