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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修身之智 坚持不懈的锻造自身（第4页）

岂料座船随员稍未注意，曾国藩猛然起身，推开舱门，纵身跃入江心。“曾大人跳水了!”章寿鳞一面大叫，一面由舢板跳入江中，很快救出曾国藩，扶进船舱中。大家七手八脚为他换衣、推腹，好在他并未呛水，尚无大碍，大家一路劝解，狼狈退回长沙。

7月1日，湘军水师“总统”褚汝航克复岳州，太平军骁将曾天养反攻，大败。6月14日再反攻，又败。曾国藩沾沾自喜，得意洋洋，7月15日他又亲自出阵，率李孟群、陈辉龙两支粤桂水师，自长沙到达岳州，次日在南风大作中出队攻打白螺矶。

曾天养带几艘小船来诱敌，陈辉龙拼命地往前追，大船搁浅，动弹不得，于是陷入包围，曾天养埋伏的战船齐出，陈辉龙阵亡，水师“总统”褚汝航，同知夏銮，千总何若澧急驶救援，结果这三员大将全部受伤落水而死，陈辉龙全营覆没，褚汝航等也损失了20多条战船，官兵阵亡好几百人。——人家打得好好的，曾国藩一上来便损兵折将，而且空前惨重，他使褚汝航送了命，把他克服岳州，三次大挫曾天养的汗马功劳一笔勾销。

先声夺人的石达开从容部署，他用罗大纲守梅花州，林启荣守九江城，自己极为巧妙地以东岸县城为大营，督促水陆两师严密布防湖口内，扎了大小木牌各一座，东岸筑土城，西岸筑木城，营外广布木柱、竹签，厚达十余丈，然后再沿城掘壕数重，埋设地雷，上用巨木纵横为架，却是遍设铁蒺蔡，所有防务工事，太平军倾城而出，一日之内便告完成。第二天早晨曾国藩又坐官船前来窥探，直惊得他目瞪口呆，石达开似有神助，他竟能在一天之内将这座陷于重围的九江城，变成了金城汤池，铜墙铁壁一般!

12日胡林翼、罗泽南、彭玉麟、李孟群合兵一处，并力猛攻梅花洲，曾国藩心生一计，命水师120余号，精兵2000余人，尽除鄱阳湖口障碍，冲入湖内。翼王见状哈哈大笑，因为湖口障碍如此容易清除，正是他的诱兵妙策，当时只听一阵锣响，湖口两侧太平军工兵齐出，飞速设卡筑垒，断了这大队水师的归路，使实力雄厚，所向披靡的湘军水师，在湖里湖外，被斩为两段。

妙在他困住了湘军水师之后，也不去攻打他们，当夜，石达开知会梅花洲的罗大纲，尽起舴艋小舟，突击湖口彭玉麟、李孟群的水师，黑暗中彭、李不知来船多少，心惊胆战，被太平军斩了都司史久立，焚掉大船9艘，小船30余只，李孟群、彭玉麟开船便走，一路痛遭太平军小船袭击，这两员水师大将，差一点儿送了性命。

李孟群、彭玉麟率领残余船只，逃到上游。另一半水师还困在鄱阳湖里，左冲右突，逃不出来，曾国藩急得彻夜不眠，绕舱彷徨，他辛苦经营多年，视为百战百胜无上法宝的水师，被石达开略施小计，一次袭击，损失了一半有余。

一次又一次的惨败，也曾使曾国藩灰心丧气，悲观到极点，乃至蓬头垢足，不饮不食，跑到山上去写遗嘱。但是，他的自杀行为，并非悲观失望，事情并不这样简单。一次次失败，完全是由于自己指挥不当，这种羞愤也足以让人以死相谢了。更重要的，他从小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和熏陶，为国捐躯、尽忠报国、舍生取义之类的思想，早巳把他的灵魂浸透了。“愿死疆场，不愿死牖下”，是曾国藩的素质，他早已经写了“死在沙场是善终”这样的诗句。事实上，从他从戎那一天起，就已经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作为一个文人而勉为其难来带兵，如果难以期望大成，那么但求自己一死，不也难能可贵吗?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曾国藩其实也是一个平凡故人，也有着普通人的种种缺点和弱点，使他成为英雄的，不过是他最终能够战胜失败、战胜自我罢了。

粱启超就说过：凡古来能成大事的人，其自制力、忍耐力必定是很强的。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还以忍耐教导他的幕僚、弟弟。同治五年（1866）曾国荃抵湖北任巡抚，因与总督官文不和，遂上书劾之。清廷令他剿捻，但屡次失败。为此，曾国荃心情抑郁，经常发牢骚。曾国藩请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去信“慰之”。但曾国藩仍不放心，以自己的坚忍成功进行现身说法，12月18日，曾国藩给他的九弟曾国荃信中说：

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曾说我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求自强，因而引用谚语说“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两句话是我生平咬牙立志的口诀，不料被申夫看破。我在庚戊、辛亥年间被京师权贵所唾骂，乙卯、丙辰被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三县之失，也颇有打脱门牙的迹象。来信每怪运气不好，便不似好汉声口。只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为妥。

1854年，曾国藩在决计会战湘潭时，太平天国的声势已颇盛，以南京为中心，武汉、镇江、扬州等重镇，都掌握在太平军的手里，清朝政府在这一地区内几乎没有任何力量组织反抗了，而东征太平军的曾国藩也接连失利。决战湘潭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攸关大局。曾国藩认为：“湘潭与靖港之贼互为首尾，倘不及早扑灭，不独省城孤立难以图存，衡、永、郴、桂及两粤匪党，闻风响应，东南大局不堪设想。”确实，太平军若能取得湘潭之战的胜利，便能攻取长沙，控制湖南，从而在湖南和两广农民起义军的响应下，迅速南下，控制两广、闽浙等地，占有半壁江山。太平天国政权只有在真正实现了划江而治的条件下，才具备发动北伐的可行基地，夺取全国政权才有可能。对湘军来说，湖南是湘军的老巢，占有湖南便意味着湘军的兵饷来源有保证；一旦失去湖南，犹如鱼离开水一样，就会因干涸而消亡。

曾国藩认识到了湘潭战场的重要性，急派悍将塔齐布率军开赴湘潭，又调水师总统褚汝航协助陆师摆开了与太平天国生死搏斗的架势。这样在湘潭战场上，湘军的兵力占了优势，加上太平军主帅林绍璋本人忠厚有余，但“无大本顿”，指挥不当，致使战线过长，兵力分散，使太平军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湘潭之战，太平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清廷特别强调这一胜利的影响：“自粤逆称乱以来，未受大创，湘潭一役，始经兵勇痛加剿洗，人人有杀贼之志矣。”

湘潭之战的胜利，改变了对曾国藩黑云压境的形势。然而曾国藩未被胜利冲昏头脑，当另一部湘军在靖港大败后，遭来咸丰帝一顿数落与指责，嬉笑怒骂，无所不至!并将曾国藩革去了礼部侍郎之职，“责成其戴罪剿贼”。

在这种艰难的境遇下，曾国藩回到长沙以后，咬牙立志徐图自强，他认真总结了岳州，靖港二次战役失败的惨痛教训，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为湘军日后出外作战积累了经验。

在曾国藩看来，湘军各营在几次战斗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弱点，其真正原因是功罪不分，赏罚不明；其组织原因是良莠不齐，勇懦不一。同时他还深刻意识到：最初来投奔他的人，非亲即故，且抱着各种目的而来，因为台面小，所以凡事多让，久而久之，连原则也丢失了。他认识到，一旦条件有所改善，局面有所打开，就应破除情面，以正视听。他检讨导致湘军缺乏纪律的原因，主要是他过去治军强调以道义相号召，用忠义感召部下。而且，湘军的骨干，与曾国藩都有密切的关系，不是同乡，就是同学，或者是同僚。他过去总觉得对他们无法用法纪来进行约束。这样，在湘军内部，实际上是处于无法无天的状态。

因此，他对湘军进行了整顿。经查，湘军岳州大败，敢于同太平军进行抵抗的，只有彭玉麟一营；湘潭之战，浴血奋战的只有塔齐布两营、杨载福两营。曾国藩根据兵贵精而不贵多的原则，依据勇于战斗的条件，决定士兵的去留。他从明赏罚、严军纪做起，凡溃散之营便不再收集，营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经过这番整顿和裁撤，留下的仅有水陆两部五千人。其弟曾国葆也在被裁之列，这对曾国葆的打击很大，多少年后还一直深居简出，拒见宾客。同时决定将王金留在湖南。命罗泽南跟随其出征。令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增募新勇，使湘军人数又扩至一万余人。在衡州、湘潭修造船只，与此同时，除湘军本身的扩充以外，将胡林翼的黔勇增募至二千，征调了登州镇总兵陈辉龙所率的船队和广西候补道员李孟群统率的船队，共计一千余人。在困境中持此种态度与行为的人必当是一个具备成功素质的人。至于能否成功，用曾国藩的观点，还要看“天意”了。

经过长沙整军以后，湘军能战能守，这与曾国藩努力改正自己的弱点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有失败才有成功，这是历史上许多成功者所证明了的真理。一般而言，经过艰苦的磨炼或一系列的挫折，才更易使人具备成功的品质。因而，有许多追求大成功之人甚至不是先企求成功，而是先企求苦难。这里最主要的奥妙就是在于失败和逆境的土壤会创造出更多的成功品质。而具备了成功的品质，才能成功，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

自知之明，就是要知道自己败在哪里，及时调整，就是要马上去掉不利成功的因素，发扬有利成功的因素。

6．“强”字是成就大事的第一关

“强行者有志”，这是《老子》第三十三章中的一句话，意思是，那些表现坚强勇毅的人，一定有志气。《易经》中也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可以说，这是人们共同追求的一种理想人格。这种人格表现在事业上，被称为豪杰，表现在为人风范上，被称为“大丈夫”。

曾国藩是一位封建官僚，历来被称为顽固、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代表。然而正是因为他受过纯正的传统文化洗礼，所以在他身上，确实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某些精神。有人称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是很有道理的。

有人认为从儒学义理上看，曾国藩的成就远不能与孔圣人和朱子相比，但从实践传统文化并成就的业绩看，则远较孔、朱二人为胜。

“强”字是豪杰人格的基本精神。

儒家理想中的人格，主要以“温、良、恭、俭、让”为特征，塑造出来的人物，是“文质彬彬”的君子，尽管它包含了—些积极的因素，但总的来说，缺少一种豪迈激越的劲头。于是，儒家又提出了第二个层次的人格模式作为补充，即豪杰人格。

所谓豪杰，是一种杰出、俊伟的人格形象，是大智大勇之人。力勇过人谓之豪，德智非凡谓之杰。如果说，君子集中反映了恭谦守礼的人格形象，那么，豪杰便表现出胆识超人、直道而行的英雄气概。这种人以天下为己任，敢做敢为，带有雄壮、伟岸的色彩。总体上说，豪杰人格具有下列特点：

一、重义守信。君严守礼，豪杰崇义。礼多为旧制，而义者宜也，宜于时宜于势，崇义比守礼更符合时代的发展。豪杰之士有着极强的原则性和正义感，不受礼节的拘束，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是从。但这并非表明豪杰之士可以言行不一、不守信用，而是坚持更高意义的信，信于心，信于义。

二、特立独行。豪杰比君子更加注重人格的独立与尊严，不把服从作为美德。对那些俗人津津乐道、梦寐以求的东西，豪杰均不屑一顾。豪杰只以义为贵，只服从于义，就是富贵、权势都不足以动摇他的意志，改变他的行为：“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又是豪杰维护的最高价值，绝不容许有任何侵犯。由于相信义的力量，豪杰有着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不肤桡、不目逃，“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只要坚信自己拥有义、符合义，虽有千万人反对、阻挠，豪杰也能勇往直前，表明豪杰具有极强的信心。

三、刚毅浩然。豪杰之士有着刚毅的意志、宽广的胸怀和凛然的正气。因为他们具有远大的志向和恢宏的气魄，以志帅气，故能“持其志，无暴其气”，而一旦伸其志，就化为浩然之气。何谓“浩然之气”？孟子解释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浩然之气是充塞于天地之间的至大至刚之气，是由内心之道义迸发出来的浩然正气，一种广大、刚强、正义凛然的精神。因而，豪杰之士有极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从不妄自菲薄，自暴自弃。

四、自强自立。君子“杀身成仁”，豪杰“舍生取义”。豪杰之士以义为生命的价值所在，自觉地坚定不移地实践，比君子具有更加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这种人格形象，自觉地把救世利民，行仁义于天下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越是危难之世，越显英雄本色:“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苦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因而，豪杰不相信任何救世主，敢于只身担道义，把救世救民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为了完成这一崇高的历史使命，豪杰之士不畏任何艰难险阻，把一切挫折、困顿都看作是对自己意志的磨炼：“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只有吃大苦、耐大劳，才能立大志、成大业。这是何等恢宏的气概!

曾国藩虽然是一个文弱书生，却没有把自己造就成一个懦弱不堪的书呆子，他没有把自己混同为封建官场中奴颜媚骨、左右逢缘的掮客。这一切，都取决于他的人生取向和人格设计。他选择了内外双修的成功路径，从自身修养出发，端正人生态度，持身以正，处世以方，同时以扶危救困为旨归，由正己而正人，由治国而治天下。因此在他身上，同时体现了圣人人格和英雄人格两种特征。二者互相补充，臻于完美。

“强”字精义，首先在于刚强。刚强并不是表现在待人接物的那种执拗、固守原则，而是指克服人性的弱点，使自己能够自立起来。因此古人说，“强”字乃立身之本。人性的弱点，指的正是软弱、贪婪、虚荣、犹豫等足以阻止一个人积极进取的障碍。能做到这一点，谓之自胜。《易经》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老子》中说：“自胜者强”，即指此意。吕坤在《呻吟语》中所说的“所贵乎刚者，贵其能胜己也，非以其能胜人也”，道出了“刚强”二字的真正内涵。惟有自胜，才能超凡脱俗，不随波逐流，甘于沉默;惟有自胜，才能立志高远，坚定信念，争取成功。由此推之，“强”字乃成就大事的第一关。曾国藩用总结性的口吻说道：“古来英杰，非有一种刚强之气，万不能成大事也。”从其语气中就可读出，刚强是成大事的关键所在和必备条件，不可缺少。

曾国藩的刚强体现在他一生的行事处世上。他严于律己，以圣人为目标，以豪杰为榜样，不甘颓废自弃，克服了许多人性的弱点。豪杰人格的四个特征，在他身上都得到了突出体现。他不仅以“强”字自律，也一直谆谆告诫兄弟子女。他对长子曾纪泽的教导尤其严厉。

曾纪泽性格较柔，曾国藩多次训诫，并给他取字名刚，加以警示。咸丰十年（1860）十一月，他在家书中写道，“泽儿”天分甚高，但少刚劲之气，须用一番苦工夫，切莫把天分自弃了。”同治六年（1867）他专门给曾纪泽写信，教给了他一套变柔为刚的方法：

尔禀气太清，清则易柔。惟志趣高坚，则可变柔为刚；清则易刻，惟襟怀闲远，则可化刻为厚。余字汝曰劫刚，恐其稍涉柔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