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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求学之法 建功立业万古流芳（第2页）

转年，偏偏又是闰年。闰年有恩科，可发联袂会试。为了能让曾国藩不错过这次机会，二次进京赶考，祖父星冈公卖了三次地还差十几两的缺口，父亲曾麟书也急得连着几夜不能入睡。此时的曾麟书已近知天命之年，知道自己天生是秀才的气数，不要说进士，就是举人也无望了。但是他要在儿子身上补上这缺憾。为了儿子，他不惜想尽办法。最后终于从亲戚家借了些银子，这才使得曾国藩有了进京城的路费。

曾国藩临进京时就已下定了决心，这进士考不中便罢，若中了，就一定十几二十几倍地报答家人、亲人对自己的厚爱。就在这年冬天，曾国藩中举不久，第一次离开湖南家乡，独自登上赴京的路程，准备为实现读书人的最高愿望而奋斗，那就是参加次年春天的礼部会试。到京后，曾国藩找到在京的长沙会馆住下，便不顾一个多月长途跋涉的旅途劳累，静下心来认真读书。但考进士谈何容易，有多少士子终身困顿场屋也未得题名金榜，曾国藩的初次会试也名落孙山。

3．学以致用才有大收获

这年恰逢皇太后的60大寿，按惯例要增设恩科一次，所以年后还有一次机会。从湖南到北京，千里迢迢，来回的路费不少，加之往返又要花去许多时日，耽误读书。曾国藩征得祖父和父亲同意，便在京留住一年，等侍参加恩科会试。于是，曾国藩谢绝一切交游，在会馆闭门读书。

曾国藩在京居住一年多，眼界渐广。除了继续勤研精读经史，苦修八股文之外，也对唐宋诗和古文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觉得古文远比八股文更有生气，也更有意义。他特别喜爱韩愈的古文，每天都要花一定的时间研读，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

曾国藩对韩愈继承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更提出“不平则鸣”的口号十分赞赏。对韩愈“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其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之类惊人句反复吟哦。曾国藩对韩愈文章的研读理解，从中学习了古文的途径和方法，体会到作者的道德修养是作文的根本。

曾国藩在青少年时代就酷爱书籍。1836年的那次会试落第后，他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即收拾行装，怅然赋归，搭乘运河的粮船南旋。虽然会试落榜，但却使这个生长在深山的“寒门”士大开眼界，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做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这时曾国藩身边所剩的盘缠已寥寥无几。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知县易作梅。易也是湘乡人，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的县上玩上几天。在交谈中得知这位湘乡举人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曾国藩的言谈举止中，便知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自然无量。他见曾国藩留京一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有心帮助曾国藩。当曾国藩开口向易作梅知县借钱作路费时，易作梅慷慨应允，借与曾国藩一百两银子，临别还给了他几两散银。经过金陵时，他见金陵书肆十分发达，留连忘返，十分喜爱这块地方。在书肆中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忍释，自己太需要这么一部史书了。一问价格，使曾国藩大吃一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史书买下来，但书商似乎猜透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理，一点价都不肯让，开价一百两银子一钱也不能少。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既已交钱定好，沿途就不再游玩了，省吃少用，花费也很有限。随身所带的一些皮袍冬衣，反正这时已是初夏也穿不着了，干脆送去当了，勉强还可够用。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此时，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置财物，这就是书籍。此一举动，足见曾国藩青年时代志趣的高雅。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不爱钱，不聚财，但却爱书，爱聚书。

回家以后，父亲见他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的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还债），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闭门不出，发愤读书，并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就是不孝。”

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这部《二十三史》全部阅读完毕，此后便形成了每天点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一部《二十三史》烂熟于胸。

曾国藩读书极专，他说：“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不久；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览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则见异思迁，此眩彼寺，则大不可。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

治学贵专，不专则广览而不梢，博阅而不深，只能得其皮毛而失却其本质，知其形而忽其实，懂其表而不识其内涵。专一是治学的标尺，越专则标度越深。

他还善作札记。曾国藩说：“大抵有一种学问，即有一种分类之法；有一人嗜之者，即有一人摘抄之法。”作好札记的笔、纸要准备好，读书不动笔，等于白读；读书不作记，读也白读。

读书是曾国藩坚持了一辈子的事情，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日日读书，乃至日日写作。

在翰林院，曾国藩已经是一个做了高官的人，许多人到了他这样的地位，早已觉得功成名就，可以放下书本了。为了实现目标，曾国藩坚持学习，广泛涉猎。尤其是在翰林院、詹事府时，精心研究了历代的典章制度和治理国家的经验。当然，曾国藩这一阶段主要是自学，既无师者指教，也没有朋友与他一起切磋琢磨，学术上进展不快。更重要的是，由于曾国藩名利心切，学无专精，随着时间与兴趣的转移，治学方向与内容亦不断改变。他在交往中发现，梅曾亮、何绍基已经走在他的前面，在古文这个领域里自己很难超越同辈，一举成名，所以便另找出人头地的途径。后来他对这一转变自我解释说；“初服官京师，与诸名士游接。时梅伯言以古文，何子贞以学问书法，皆负重名。吾时时察其造诣，心独不肯下之，顾自视无所蓄积，思多读书，以为异日若辈不足相伯仲。”他却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求阙斋”，并详细制定了日课。曾国藩一生勤学不辍，坚持写日记，坚持读书，他在任翰林期间，拜唐鉴、倭仁为师学习理学，拜何绍基为师学习书法，所以在理学与书法上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成为晚清一位理学大家。

曾国藩读书不是读死书，死读书，而是主张经世致用，所谓经世致用之即治国平天下之学，曾国藩曾写过一副对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可见曾国藩早年抱负之大。

曾国藩在经世致用问题上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在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词章”之外加上了经济，从而避免忽视经世致用的弊端。要学以致用，就不能读死书，死读书，乃至读书死，而必须把书本上知识与现实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早在做京官期间，曾国藩便开始究心实学了，例如对地理学的学习，常常左图右书，彻底求索。从军以后，更是熟读兵书，并在实践中加以验证。而且有一种怀疑精神。

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实践体会到，读书与用兵完全是两回事。古代有些名将，如西汉的韩信、曹参，东汉的皇甫嵩、朱隽，并没有听说他们能著书立说；近代的戚继光，虽然能著书立说，但其指挥的战事并不太大；像孙武这样的军事家，有实践又有理论，毕竟少见。所以说，读书与用兵完全是两码事，但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将军，就不能不读书，尤其是兵书。

为了攻克金陵，积累攻城经验，曾国藩曾翻阅过大量古籍，他曾写下数十篇越镇或越寨进攻而胜或败的战例，从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有一篇就是探讨唐太宗亲征高丽的，说太宋攻下辽东、盖牟等城后，到达安市，将要决战，对方合兵布阵，长达四十里。江夏王李道宗说：“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根本，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太宗不应允，后来进攻安市，终于没有攻下。曾国藩评沦道：李道宗请越过安市进攻平壤，这是一条充满危险但能出奇制胜的妙计。太宗不用其计，终于无功而返。

在所有关于战争的古书中，曾国藩最欣赏的就是《史记》中的战争描写，他说：“除班（固）马（司马迁）而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帐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然而，即使是《史记》，曾国藩也是心存疑云的。同治十年，曾国藩在日记中就记下了他读《史记》的体会：

《史记》描述韩信击败魏豹，是利用木罂（小口大肚的木瓮）把军队渡过河去。其破龙且是用囊沙（沙袋）堵住水道，曾国藩不以为然。他这样分析，魏豹以大将析直抵挡韩信，以骑将冯敬抵挡灌婴，以步将项它抵挡曹参，如此看来，那双方的兵马不下万人，木罂能送多少人过河，至多不过二三百人，这怎么能取胜呢?沙囊壅水，不可渗漏，旁可横溢，除非动用役夫严塞，断不能筑成大堰。从事理上考虑，这两件事都不可信。

记述战争没有比《史记》更好的了，司马迁叙述战争没有比《淮阴侯列传》更详尽的了，然而它们竟是这样不足为凭!曾国藩评论道：“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至冒昧从事耳。”

从某种角度上说立志并不难，难的是的时刻刻按照自己的志向去踏实苦干，勤恳地践履自己的志向。一遇挫折或世态变迁，就给自己找个理由，违背自己的志向沉沦下去，是凡夫子所犯的通病，曾国藩则没有这样。他做事踏实实干，决不气馁。在读书上，重于活学活用，并且具有怀疑精神。故而不同于一般的腐儒。

4．活到老，学到老

中国人向来推崇那种坚持不懈、奋斗不息的精神。古代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籍《孟子》中便有“一曝十寒”的典故，意在告诫人们做事必须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中国先秦时期的杰出思想家荀子也在其著名的《劝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楔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意思是说，只要有恒心，平凡之才也可以创造出骄人的成绩，缺乏恒心，即使是天纵英才也将一事无成。古今中外无数鲜活的事例都证明了“恒”心对一个人事业成功的极端重要性。

在晚清“同光中兴”诸将帅中，曾国藩个人的天资禀赋即使不如某些人所说的鲁钝，起码也不是最突出的，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几乎无一不是天分极高的人中龙凤，曾国藩既非天纵英才，也无父祖的权势荫庇，他之所以由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位出将入相的“中兴第一名臣”和”中国最后一位儒家大师”，对后世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与他那做事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曾国藩从举人通过礼部会试得中进士，接着复试、殿试、朝考，成绩甚为优异，被咸丰皇帝授为翰林院庶吉士，基本实现了旧时代读书人应科举、点翰林的最高理想。居京10年，曾经国藩做过吏、礼、兵、刑、工五个部的侍郎。别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花太多功夫在读书上，以为读书差不多已达到了目的，只消钻钻门路，拉拉关系，顶多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当时也确有不少翰林耐不住翰林院这个冷曹的清闲，再也不愿耗精费神去读书进学。

曾国藩这位出身湖南农家，禀性淳厚，毫无钻营取巧习气的翰林，却以多病之躯，十数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学习理学典籍及文史精华，融会古文训诂，进德修业，为后来出山做成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京城，曾国藩先后拜理学大师唐鉴、倭仁两位前辈为师，请教进德修业之术。在两位师长的教诲下，曾国藩自立课程十二条，悉力以赴。

1、主敬2、静坐3、早起4、读书不二5、读史6、谨言

7、养气8、保身9、日知所亡10、月无忘所能

11、作字12、夜不出门

这个课程表，曾国藩终身行之不辍。他的读书方法，学术见解，道德修养，都取得了很大的效益。

曾国藩严于律己，除自立课程十二条以外，还为自己编定了一个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本身的修养，诗文的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共分五类，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