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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第1页）

三十一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占领东北、华北以后，即向中国全境推进。1939年10月，日寇的飞机轰炸西安，公司总部设在武汉的大华纱厂机器被毁，棉花被烧，损失惨重。1940年，厂里失火，又烧毁棉花三千吨。石姓老板决定工厂搬迁。当一行人一直向西，走到宝鸡的时候，他们知道继续向西就是古代西域的荒凉之地了，于是翻越秦岭，向南走。

走到江城，他们眼前一亮。

这里，群山向后面退去，也没有了刚经过的地方那么巍峨险峻，视野开阔起来。从城西流过的嘉临江波涛滚滚，汹涌奔腾。两岸土地肥沃，一个接着一个的平坝上炊烟袅袅。县城里人口上万，商业繁荣，非常热闹。

石姓老板喜不自禁，说：“这是一个好地方！”随从们也盛赞这个地方好。

更使石老板兴奋不已的是，东边的凤凰山，不高不低，可以在山里建隐蔽车间，日本人的飞机来了发现不了。山脚下是一片空地，也可以建厂房。

一行人停下脚步，歇息吃饭。

坐在店里，向人打听这里的出产，特别问到产不产解决开工厂动力问题的煤炭。回答说：“煤多，北边几里路远的地方就有煤厂，东边和大河对岸的煤厂更多，城里每天都有卖煤炭的。”当知道此地盛产煤炭，价格十分低廉，主人高兴得想要跳起来：“这里水源充足，有一条大江，又有低价的煤炭，也好招工人，还水路旱路都通，是建纱厂的好地方！不走了，就在这里建厂！”主人一拍大腿说。

旋即，工厂就在县城东山脚下动工。

半年多后，为抗战修建的川陕公路上，由40辆汽车组成的一支浩浩****的车队，载着动力设备和6000锭纱机从西安运往江城，大华纱厂进入边建厂房边安装机器的阶段。

购进了棉花等原料，不到一年，新工厂就开始生产。

大华纱厂是一个规模很大的现代工厂，需要招收大量工人，城里不少没有营生的人进厂做工。

“没办法，进大华”是江城人的一句口头禅。意思是，在大华纱厂做工很辛苦，但进去做工可以挣钱，能够养家糊口。纺纱是轻工业，需要的女工多，女工天生手快手巧，还工钱低，老板很喜欢用。这些城市的无业人口，都是穷人，后来成了老工人，成了江城最早的工人阶级。厂里需要煤烧锅炉，附近乡下的“背二哥”每天往纱厂背煤卖，稍微有点钱的买骡马驴驮。大华需要的煤多，长年收购，许多人便以此为生。总之，有了大华，江城的人又多了一条求生活的路。

正在纱厂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日本的飞机来了，据说轰炸目标就是大华，可是由于东边凤凰山的掩蔽，飞机从东边来，丢了两颗炸弹，一颗掉在了城里的广场上，一颗甩到了嘉陵江里，工厂毫发未损。

大华建厂后，先只纺纱，后来也织布，到解放时已经连带家属上万人，成为了涪阳专区所属最大的工厂，还由它建起了川中纺织厂。

几十年来，大华纱厂不断发展壮大，创造和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也同本地人结下了不解之缘，深深地扎根于这片土地。

借助大华的纱锭和技术支持，江城县建起了织布厂。几年后大办乡镇企业，滨江办也利用大华的棉纱办了一个城市街道企业，织白布、毛巾、手套等，这个厂取名棉织厂。

滨江办棉织厂建在城北的一个山坳里。所占的土地原来是城郊农村的。虽然在山上，但是很大一块平地，地里农民春天种玉米，秋天种小麦，有时也种一些大白菜、胡萝卜、白萝卜，或者栽莴笋、莲花白等。无论种的粮食还是蔬菜，都长得茁壮茂盛。棉织厂只占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这个地方有农户，也有20世纪60年代县里修的城市居民居住点，还有县里的一个机关和一所小学（后来附设初中的学校）。棉织厂紧挨着学校有偿征用的这三四亩地上，建了近2000平方米的车间、库房和办公室。

厂建起，招收城里的无业青年和具有城镇户口的残疾人。产品畅销时有五六十个人上班，有时还几班倒。随着企业发展和物价上涨，利润逐渐上升，到停产时年纯利润达到5万多元，上缴利润2万—4万元，其余留作生产和发展资金。

棉织厂是大华棉纺织厂的缩小版，是一个袖珍小厂，但它对解决滨江办城镇就业尤其是残疾人就业起到了一定作用，也为经济发展和滨江办财政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全面企业改制开始，正值厂里产品滞销停产的时候，厂里辞退了工人，等待改制。

厂里有四个管理人员——厂长唐玲玲、副厂长李芬芳、党支部书记郝玉柱、会计贾燕。唐玲玲在大华纱厂当了很长时间的工人，干过不少岗位，不知什么原因辞职出来了，办棉织厂的时候当了厂长。这样的一个小厂厂长，不可能是专职，也一有空就上机干活。在这个厂，技术上全靠她，她不懂的就去问当年同她一起上班的那帮姐妹。新工人培训和新技术运用，也是她联系现场观摩和请大华的老师来教。李芬芳进厂后，先也是上机子。她有文化，又心灵手巧，做事认真，干得很出色，后来当了副厂长。她更不例外，一有空就上机干活。办事处企业发展相对好的时候，李芬芳被借调到企业办当会计。她很乐意，因为她的家住在西城，每天上下班要少走一多半路，不骑自行车走那段很陡的坡路。有没有在办事处机关上班更有面子、说起来好听的想法，不好说。

郝老爷子是老革命，因为厂里有几名党员，建厂时办事处党委派他去任支部书记。他去以后，同厂里的人处得好，退了休人家仍然挽留他。会计贾燕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个大大方方、十分精明的女子。这四个人相处协调，把厂子管理得不错，一直正常生产正常经营，没给办事处找过麻烦。

这次企业改制，棉织厂却成了最后的一个难攻的“堡垒”

厂里的几十个工人，包括十几个残疾人，厂里给了一定的补偿——或给买保险，或给现金遣散了。产品滞销时辞退了一部分后，办事处副主任李洪福和企业办主任李玉鹏去开了改制会，又发给生活费把技术骨干等全部辞退了。由于工作做得好，被遣散的人无一例上访和找办事处领导解决问题的。

工人的问题全部解决了，厂里的几个管理者有了集中心思考虑自己问题的时间，开始了对办事处讨价还价。

郝老革命任厂里的党支部书记，工资一直在办事处按南下干部的标准领取，办事处职工要发的钱物也少不了他，厂里的福利他也在享受。离休以后，仍然留在厂里。虽然没有给他再发一份工资，但每月都要发给他一些钱，发多少与厂里的效益挂钩，发什么东西时，他也有名在册。工厂改制，是卖是股是租还说不清，反正是要换产权人了。人换了，他还能被聘用吗？还能每月多领几百元钱吗？他年纪大了，人家要的可能性很小。厂子要改制，他的思想也是疙疙瘩瘩的，一谈这事就叹气。他没有说出口，他资格老，离休费比他同级别的本地和后任职的办事处领导高出不少，所以只好在口头上说他心疼这个厂，觉得把这个辛辛苦苦办得好好的厂子交给别人太可惜。

把工人全部辞退以后，唐玲玲几个晚上没有睡着觉，她在想自己的后半生做啥？这比解决工人的问题难啊！解决工人的事情，大政策在那里，大的形势所趋，她豁然大度，做工作振振有词，头头是道，很打动人心，而且厂里有钱，给你买保险，你不买保险要钱创业或是急用，给你拿现钱就是了，至于你以后干什么，就是你们每个人自己的事了，不该我管了。轮到自己，她左也不是，右也不行，刚才想得还好好的，马上又不自禁地摇头否定了。昔日一厂之长，很有主见的她，此时却为自己拿不定主意！

唐玲玲四十出头，中等个子，皮肤不白但也不黑，脸型和五官长得不多么俊秀但也不难看，总体看还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

唐玲玲出身于一个小商家庭，父亲年轻时就是生意人，做生意从外地来到江城落脚的，新中国成立后转入集体性质的合作商店。新中国成立前，因为想生一个儿子，娶了两个老婆，还是没有如愿以偿，最后花钱领养了一个与生身父母完全断绝关系的男孩。唐玲玲对自己的两个母亲都是接受的，但是对谁也没有说过这件事。父亲把两个女人都带进了只准一夫一妻的新社会与她无关，而生长于这样的一个家庭，却熏陶和造就了她一般女人不能企及的精明和逐利。

在改制中，本应该工人是怎么处理，企业的管理人员也怎么处理，或者买保险，或者补偿略高于一般职工。但是，唐玲玲不同意，而且邀约李芬芳和贾燕一起反对也同处理工人一样处理他们。没有啊，她们的标准高于普通职工呀！为什么还这样呢？

郝玉柱由于自己老革命的身份不好向组织闹，同时作为一个已经离休的干部没有理由闹，办事处党委、行政没有去管他。

欧平和唐华、李洪福分析，李芬芳虽然是副厂长，但比唐玲玲大好几岁，再两年就到国家规定的工人退休年龄了，丈夫老徐是火车司机，工资高，娃儿也快要参加工作了，而且李芬芳的思想素质好，对人处事通情达理，对办事处提出的解决她们问题的意见觉得已经很有人情味了，她不会再站出来反对，她从来没有单独就厂子改制对自己事情的处理找过办事处的任何一位领导。会计贾燕不是厂里的负责人，只是一个一般的管理人员，进厂也晚，没有提多高的要求，因此也没有单独找过任何人。问题就在唐玲玲！是她把李芬芳和贾燕拉来做挡箭牌，一切都是这个老生意人的女儿心里生的机巧！

唐玲玲的内心是什么？有什么个人要求？她想的是，不管怎么样改，只要不是她自己买，以后都是别人的，她再也无权支配和过问了。特别是，她是一个不愿意失权的女人，一想起这一点就难受。而且，这个厂虽然小，但是她亲自参与办起来的，她对它有感情。还有，她才四十出头，后面的时间还长，干啥还没想好。如果另起炉灶，再创业，又要费很多精力，还保不住能成功。她显然没有那么多钱自己把厂子买下，所以也就完全没有往这个方面想。她正在一心想的是，要尽可能多地从厂里拿些钱在手里，厂里也有钱。拿了这些钱，她可以用来养老，也可以用来瞅准机会再做事。她也知道，这些想法是非常阴暗非常自私的，是不公平的，以至于都不好意思说出口，更不好说只是她一个人。这也是她要把另外两个管理人员拉在一起来闹的原因。她期望着办事处党委、行政开口，满足她的要求。有很强的潜在商业意识的带头大姐同时也知道，说到底，厂子是公家的，她们的要求要实现是非常难的，更不可能把现有厂里账上的钱全都给她们。

事情还耗着，区里改制工作却催得火上了房一样！

摘录一次会议记录：

区企业改制工作领导小组检查工作时间：199×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