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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南地北石嘴山人（第2页）

有从煤炭行业最高领导部门调来的高级技术管理人员；有从西安西北煤炭管理局派来的行政管理、筹建规划人员；有从东北阜新、抚顺，山西大同，山东泰安，陕西铜川，甘肃阿甘镇等老矿区支援来的干部和老工人；有从全国各矿业院校毕业分配来的青年学生；还有刚刚转业到地方脱了军装的战士。他们是石嘴山煤矿建设的中坚力量。

而百尺岩层下更多的从事采煤、掘进的工人，则是随着建设的洪流从中华大地（除西藏和台湾）各个地方潮水般涌来，这其中又以河南、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的农民居多。

想下井当工人吗？无需人事档案，不要开介绍信，只要有个工会会员证或一纸选民证，就可以到劳资部门登记入册，进来马上就是3级工，每月粮食定量54斤（全国一等标准），月薪52元！别小瞧了这两个数字，一般人每月的吃、穿，再加上喝、抽都不成问题。而对于众多从灾区来的衣衫褴褛、扛着一个十分简单的铺盖卷的人来说，更无异于一步登天，从此身份和生活都有了归宿。

这就是创业初期生活的本来面貌。

外来移民与本地“土著”混杂渗透，交汇融合，开衩露大腿的旗袍与紧裹的光板皮袄各显风采。

历史的痕迹与新生的事物交相辉映：骆驼拉着的胶轱辘大车与奔驰掠过的载重汽车互为观照；原始小煤窑里驮煤牲畜的喘息与新建矿井的机器轰鸣，恰似低音贝斯与高亢嘹亮铜管乐的变奏……

作为刚刚涉世的学子，我只能瞪大双眼观看，竖起耳朵聆听，张开大口吮吸，敞开胸怀去感受震颤。

到石嘴山的第二天，我开始了真正称得上是“生活”的矿井下劳动。

劳动，是神圣而又时兴的。不管现实如何严酷，我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无比虔诚地投入到繁重而又危险的井下劳作中去。滴着血汗，伤着筋骨，豁着性命一步步走下去，以求“脱胎换骨”。

那一段刻骨铭心的生活情景，我曾在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时撰文记述（文章载于《民族文学》1998年第9期），往事历历，至今回味犹惊心动魄。

“长城土，西夏魂，黄河谣，贺兰吟。秦月汉关多寂寞，人欢马叫起风尘，浓墨重彩描新画，改造山川铺绿茵。北国市，江南村，吴侬语，中原音。五湖四海走过来，南腔北调八方人，赤胆忠心洒热血，献了青春献子孙。”

这首我专为庆祝石嘴山市建市40周年而写的歌曲《天南地北石嘴山人》，是往昔峥嵘岁月的真实写照，也是从我心底流淌出的生命之歌。

我祖籍本在白山黑水之间，父亲就读于张学良任校长的东北大学。“九一八”日寇入侵，父亲唱着《松花江上》，流亡关内。

烽烟尾随而来，卢沟桥事变后两个月，我降生在北平（北京旧称），20岁以后，我到了石嘴山，40年后在这里退休。

其间，有数年借调到煤炭工业部工作，北京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自有对故乡的深情与眷恋；也曾借调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燃化局工作，那里是宁夏首府，亦有动心诱人之处。

但无论北京还是银川，丝毫未牵动我迁徙挪动的神经，心之所在，情之所系，全在石嘴山。

因为贺兰山下长眠着我的双亲，黄河之滨生活着我的儿女，而矿井下有我用双手开凿的巷道，身边有难以割舍的同志和朋友。我以血肉和魂魄融入这里的变迁，草木有知，山水有情，叫人如何不恋它！

“一条大河波浪宽”，我的生命有三分之二是在黄河岸边度过的，而且还将继续下去，所以应该说：我是石嘴山人。

虽然青春不再，但童心未泯。年届花甲时我曾写七律《六十述怀》，其中有言道：“五十方觉生命始，耳顺之岁是顽童”，“方悟坎坷便是路，踏遍青山兴未休”，以此自况、自励、自期。伏枥犹怀千里想，无需扬鞭自奋蹄。

（供稿：那守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