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奇小说网

附注2 石嘴山市境内的古城障（第2页）

仍闻酒泉郡，已合数重围。

字里行间流露出这位武将兼诗人的拳拳报国之情。也许是描写塞上的文学作品太多，描绘的塞上风情又太相似的缘故吧，唐代诗人李益的《五城道中》描写的定远城的所见所闻，和郭元振的《塞上》也有十分相像的地方。

天寒白登道，塞浊阴山雾，

仍闻旧兵老，尚在乌兰戍。

这从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了塞上包括朔方军节度下的定远城等边塞城郭戍边御敌的本质所在。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年）十月，灵武节度使杜叔良在定远城大败吐蕃来犯之敌两万余众。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定远城使史元破党项九千赊帐于三交谷，敏中奏党项平”。由于定远城是漠北少数民族势力通往宁夏府城的必经之地，因此，在定远展开的战事也就比较多。定远城的要塞地位在《定远城碑》中也有详细记述：“乃朔方保障，沙漠之咽喉。”正因为这样，定远城也成了许多血性男儿杀敌建功的主战场。唐代诗人张祜的《投陈许李司空二十韵》一诗中就鲜明地写道：勇冠临危貌，勋崇定远名，

突围亲斩首，开道看擒生。

读到此处，不由得使人浮想联翩，让人仿佛回到金戈铁马的定远古战场冲锋陷阵一样。

战火未熄，靖边未宁。在随后的时间里，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定远城“其后为上县，属灵州。景福元年（892年），灵威节度使韩遵表为州”，称为警州，辖定远、怀远（今银川市）、保静镇（今永宁县南）等城，治所在今宁夏平罗县东南，是唐代的“河外五城”和“朔方六城”之一，被称为西北边防的战略要地。

虽然在唐朝之后，五代的后唐、后梁仍在定远城一地设警州，但随着山河分崩离析，到后晋天福七年（942年）四月，后晋高祖石敬瑭将警州降为威肃军（《五代会要·军》），其政治地位和要塞作用也比以前的定远城逊色了许多。

在这之后据《元丰九域志》《太平寰宇记》等史籍记载，北宋重新收拾河山之初，曾在此地置定远镇，管辖富儿、小阿父儿等“四蕃部”，宋太宗至道年间（995—997年），又升格为威远军。宋朝是一个多战事的朝代，尤其是和北部少数民族的冲突日趋激烈，契丹和党项政权的强大，使得北宋朝廷在北部边境连遭败绩，许多边塞重镇逐渐被少数民族统治。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党项羌族首领李继迁率军攻占了定远镇，从此，定远纳入了西夏政权的版图，据《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景宗大庆元年（1036年）五月，元昊将定远镇“即堡镇号州”，称为定州，俗称“四州”。说到田州，有一点颇值得一提。据史书上讲，田州是西夏时定州的俗名，在宋元之后的《明一统志》中记载：“田州城在卫城（今银川）北六十里，本唐定元城，元昊改为定州。”同时，在《平罗纪略》中也这样写道：“田州为唐定远城，唐朔方域，宋威远军，夏改为定州，俗称田州。”可见，定远城曾经俗称“田州”不是虚妄之言，至今仍矗立在平罗姚伏，即定远城旧址上的田州古塔，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田州古塔，建立于佛教盛行的唐宪宗元和五年（810年），西夏时期曾经对其进行修缮扩建。定远城也因为田州古塔的缘故，在西夏时期俗称为“田州”。明朝边关守将胡琏曾写过《过田州城》一诗，用白描的手法和细腻的笔触记述了当时田州一带肃杀的边塞图景。

其实在胡琏到田州之前，元代仍然在此设州，据《元史·卷三十五》记载，官方的称谓仍然叫“定州”，由于元朝对西夏国以及西夏文化灭绝式的破坏，原属西夏的定州也几乎被毁坏殆尽，尽管设了州，但已经逐渐显现出了颓败的景象。到了明朝初年，各方面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定州终于被废。据明宣宗宣德年间的《宁夏志》记载：“唐定远镇遗址尚存”，“南至今军城（今银川市）一百里，恐今所谓定州者是也，今俗称为田州”。由此看来，定远城在明朝初年只剩下断壁残垣的遗址，至于建置等都随之不复存在了。从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设置到明太祖洪武年间（1368—1399年）定州被废，历时650多年。

定远城虽然早已消逝在边风塞雨中，但田州古塔却执拗地孤标拔地，向后世诉说着定远城600多年的风火岁月，诉说着这座与佛和佛塔有关的古城的前世今生。

省嵬城——宁夏唯一尚存的西夏城址省嵬城，是目前唯一被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确定下来的西夏古城，也是宁夏唯一尚存的西夏古城遗址。

宋、辽、西夏对峙时期，石嘴山是西夏的腹地，也是北出狼山、西至黑水城的交通要冲。由于战争的破坏，不要说西夏的王都，想在西夏的核心地带找到西夏时期城市的遗址，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保存至今的西夏城市遗迹更是寥若晨星。只有省嵬城，还残留着一些城池的旧貌，隐隐透出的神秘诉说着千年之前血雨腥风的故事。

省嵬城位于今石嘴山市惠农区庙台乡省嵬村，是党项族首领李德明于北宋天圣二年（1024年）所筑。那么，党项人为什么要在此处筑城？又为什么要冠以“省嵬”二字呢？要解开这些疑团，就要从西夏建国的历史说起，西夏建国之初，它的城市建筑分为都城和地方城市两种，都城如兴庆府。地方性城市又分为沿用前代旧城址的和新构筑的城市两种，省嵬城就属于西夏构筑的新城。据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十记载：“天圣二年春二月，德明做省嵬城于定州（即唐时定远城，西夏时称为定州）。定州省嵬山，在怀远西北百余里，土地膏腴，向为蕃族樵牧地。德明于山之西南麓筑城，以驭诸蕃，屏蔽兴州。”从这一段记载我们不难看出，李德明之所以在今惠农庙台一地筑省嵬城，首要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党项诸蕃族，同时也作为兴州（今银川市）的屏障，以保证党项政权的稳固。再者，此处土地肥沃，适宜耕牧，简直就是游牧民族的理想家园。

这样的风水宝地不建筑新城岂不是太可惜了。尽管当时西夏还没有正式建立政权，但李德明已经占据了相当大的领域，拥有了一些中心城市，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建立政权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城市构筑在了理想之地，它的命名就更显出了李德明的深谋远虑。那么，“省嵬”二字究竟做何解释呢？这还要从党项民族的变迁说起。据史料印证，党项民族最早是东北鲜卑系统的民族，由于迁到西北地区与羌族混居，到了唐宋时期，原属鲜卑系统的党项民族的风俗习惯基本上已“羌化”，或称“吐蕃化”（汤开建《党项源流新证》）。为了唤醒鲜卑党项的民族自尊，加强党项民族内部的凝聚力，也为之后建立新王朝做准备，李德明就用鲜卑旧姓“嵬名（元）”替新建的城市取名，叫作“省嵬城”。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德明在命名省嵬城时想法就不仅仅是建一座城市那么简单了。果然，他的这一宏图大志在他的儿子李元昊身上实现了。1032年，西夏王李德明卒，其子李元昊嗣位，首先去掉了唐宋时期所赐的李、赵姓氏，自号“嵬名氏”，自标“吾祖可汗”，形成了西夏王国和自成一体的西夏文化体系。

岁月悠悠，穿越千年的时空，静静凝视着今天的省嵬城，我们不难想象出它当年的模样和气势。省嵬城遗址为正方形，边墙长600米，曾设东南两个城门，墙体为黄土夯实，残墙最高处3米。1965年，宁夏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曾在这里做考古研究，发掘出了许多唐、宋、西夏等朝的钱币，其中尤以宋钱居多，反映出西夏经济对宋朝的依赖。钱币中时间最晚的是南宋“建炎通宝”

（1127—1130年铸），还有一枚金代的“正隆元宝”（1157年铸）。从这些出土的钱币上看，省嵬城是西夏时期所建，而且它的遗址在今石嘴山市东南，银川市东北100多公里处，这与史书记载的方位、距离是相符的。据《宁夏府志》记载：“省嵬城在省嵬山下。西南去府（今银川市）东北一百四十里，逾黄河。”

加之吴广城《西夏书事》中“德明做省嵬城于定州（今石嘴山市境内）”的记载，这样相互一对照，可以判定，现在我们看到的省嵬城遗址，就是西夏时修筑的省嵬城。另外，从此处出土的其他文物来看，都明显具有西夏时期的特征，如出土瓷器的特征，瓷碗只在器内和外口沿上釉，外表露胎，这与宁夏、甘肃出土的西夏瓷器具有完全相同的特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省嵬城曾经出土过一具秃发瓷制人头，这件弥足珍贵的实物，也足以证明省嵬城乃西夏所建。秃发是鲜卑族的传统习俗，为了统一境内各民族对鲜卑的认同，宋仁宗景祜元年（1034年），李元昊下令，境内不管是汉人，还是吐蕃、回鹘、鞑靼，均要秃发，违者即行处死。因此，西夏境内的民众都是以秃发为标志，而这件秃发瓷器人头的出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证明省嵬城确为西夏所建无疑。

可以说，省嵬城见证着西夏的兴盛与衰败。在其兴盛时，省嵬城是何等的繁荣兴旺，而待其如枯叶飘零无所依时，省嵬城也毁于一旦。由于蒙古人的焚烧掳掠，西夏的很多典章史籍都付之一炬，因此，省嵬城从建成新城到变成一片废墟，所有的历史几乎成了断章，留在史书上的，就只剩下几句简短的记载。

据《明一统志》记载：“省嵬城在河东，河东废城也。”又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省嵬城，河东废城也，未详其始。”看来，省嵬城留在后人笔触中除了“未详其始”之外，最多的就是“废城”二字了。尽管省嵬城也曾经承载过李德明、李元昊等人的雄心壮志，但最终还是化作了一抔一抔的黄土。那么，省嵬城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毁弃的呢？是因为1227年成吉思汗殄灭西夏国时，被蒙古人屠城焚毁的呢？还是像传说的那样被大地震摇倒的呢？现有的史书中都没有记载，但从现在省嵬城坍塌的情形看，很多史学专家推测是地震所致。因为据资料记载，宁夏地区在宋元时期地震较为频繁，明清时期也曾有过几次大的地震。因此，在没有确切的史籍记载的前提下，分析省嵬城的毁弃原因只是停留在推测上。省嵬城是先被蒙古铁骑毁坏又遭遇了地震，还是直接是被地震毁掉，还是岁月变迁人为挖掘毁掉的呢？种种假设莫衷一是，倒是有关省嵬城被地震摇倒的一个传说至今都流传在惠农区庙台乡省嵬村人们的闲谈之中。传说大地震前三天，有位白胡子老头，眼前吊着两个柿子，手里拿着枣子和梨，边走边在城里喊：早（枣）离（梨），早（枣）离（梨），事（柿）在眼前！早（枣）离（梨）！人们都以为他是个疯子，根本没人理睬。到了第三天，只有一老一少两个放羊人赶着羊跟着白胡子老头走了。就在这天晚上，一场毁灭性的大地震把省嵬城摇倒了。传说，当时在城内的数千居民和士兵没有一个幸免，全都长眠在了残瓦垒土之中，留给后人的只有无限的叹息和茶余饭后的谈资，以至于现在仍然有“摇倒省嵬城，打起宝丰城”的说法。

站在省嵬城的城墙遗址上，曾经有过的街道、房屋、人声鼎沸都化成了荒凉的原野。残缺的城墙黄土松软，墙体倒塌后显得非常宽厚，每走一步都会陷于碎开的城皮薄土中。举目四望，方方的城墙在周围白色碱滩的映衬下十分明显，不时地有一些村里的小孩在上面玩耍，倒让人忘却了眼前这座历时800多年的古城苍凉悲壮的过去。走下城墙，踩在城中空旷的泛着片片碱花的白地上，脚下爆裂出碱花破碎的声音，像是谁的骨骼被碾碎一样，让人又不由得想起那些西夏党项悲歌。

月挂长空，日益破损的省嵬城遗址，在贺兰山与黄河之间发出了幽幽的哀怨，悲壮而又无奈，空空****地向人们倾诉着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西夏离宫

说到西夏，人们总是首先想到李元昊，想到西夏王陵，而当你真正俯下身子，慢慢地靠近西夏的历史，用心去感受时，才会发现，在近200年的西夏历史中，还支离破碎地保留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遗迹——西夏离宫。它无言地躺在大山的怀抱里，弥漫着党项民族高歌猛进后的浮华之气，沉吟着一代枭雄李元昊的悲歌。

西夏王朝是以鲜卑党项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多民族政权。李元昊的祖上拓跋思恭由于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唐僖宗赐姓李。从此，依附唐朝的势力，到了李德明时期，鲜卑党项已经发展得兵强马壮，年轻的李元昊向父亲建言：“衣皮毛、事畜牧，蕃性祈便。英雄之生，当王耳，何锦倚为？”待到李元昊建立大夏国（史称西夏），便不向宋朝称臣，而是洞察时势，与宋、辽开战，使大夏国的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今固原、平凉地区），北控大漠，地方万余地”。党项人的豪悍枭勇、勤奋智慧，都在当时的大夏国日趋繁荣的大幕下展现得淋漓尽致。李元昊励精图治，东征西讨，为西夏建立了丰功伟业，连史书上也评述说：“元昊之世，为西夏全盛时期，卓然独立，与宋辽鼎足三分。”宋朝大文学家欧阳修也高度评价李元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一时间李元昊“东取河套之地，西攻回鹘，拓地万里”，败宋师、破契丹，借黄河之利，农业发展，贸易活跃，经济繁荣，成为了党项英雄。到了这个时候，英雄被眼前的景象蒙蔽了双眼，飘飘然不知所以，人性的另一面也就自然而然地战胜了理智，被无节制地、放大化地释放了出来。贪慕虚荣、腐化堕落、嗜杀成性，成了李元昊雄图大业迅速被摧垮的致命弱点，修建西夏离宫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大规模展开的。

和历史上许多帝王一样，元昊也在开创功业的同时修筑了自己的离宫，位置就选在了贺兰山东麓一带。但有一点需要着重说一下，就是李元昊的西夏离宫不但绵延数百里，而且规模宏大，有历史学者称其可与秦朝的阿房宫相媲美。最近发现的一处西夏离宫遗址，基柱比故宫的还要粗，离宫的规格可见一斑。那么，雄才大略的李元昊为什么也选择了这么短视的做法呢？据《西夏书事记载》：“庆历七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春五月，为太子宁令哥娶妇没移氏，见其美而自纳焉，号为‘新皇后’”。“秋七月，自夺没移氏，阴闻宁令哥有怨言，大役丁夫数万，于山之东营离宫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日与诸妃游宴其中，悉以国事委之讹庞。”由此可见，贪好女色、躲避宁令哥是李元昊修建离宫的真正原因。那么，与没移氏诸妃游宴又何以绵延数十里甚至上百里修建离宫呢？这到底是谁的主意呢？这个人就是李元昊委以国事的没藏讹庞。讹庞对李元昊献媚说：您南讨中原，北伐契丹，称雄一方，离宫自当建造得宏大壮丽、连绵不绝，这样才能显示大夏国的兴旺，耗费些许民力，有何不可？

李元昊被这种说法冲昏了头，调集数万军马，将贺兰山上的树木砍伐殆尽，建造百里皇家林苑、佛寺宫殿，夜夜笙歌享乐。这样的后果不但动摇了国力，同时也失去了民心。而这时，没藏讹庞怂恿宁令哥刺杀李元昊，实现了他的夺权阴谋。就这样，“元昊强梁凶悍，以天下之力，临区区一方，染未尝少挫。及败于女色，劳役无时，众怒方兴，祸发其子，此天道也”。这些离宫在使李元昊骄奢**逸的同时，又何尝不是让他自掘坟墓呢？最后，再连绵华丽的宫殿，不都化成焦土了吗？面对遗迹里破碎不堪的瓦砾，我们能够想象得出离宫是什么样子的吗？

经考古发现，贺兰山东麓由南向北的滚钟口、拜寺口、大水沟等地都有大量的西夏建筑遗址，其中大水沟为最大的西夏离宫遗址。大水沟在今石嘴山市平罗县西南，沙湖向北10公里处，西夏离宫就建在大水沟沟口两侧，南北长约4公里，据《平罗县志》记载：“位于平罗下庙大水沟侧的西夏离宫之雄伟，建筑台地十余座，其中座台面长100余米，前台宽70余米，高出地面12米左右。”由此不难想象，当年西夏离宫巍峨辉煌、富贵华丽的气势。离宫依山而建，位于大水沟南侧，有建筑台地十余座，北侧则有3组建筑台地，高低搭配、错落有致，既各成体系又相依相连，体现出了西夏建筑“杂用唐宋、兼而有之”

的特点。尽管眼前的离宫已成废墟，但从建筑和审美的角度上看，还是颇有些独到之处的。

那么李元昊为什么偏偏要把离宫建在大水沟而不是建在离都城兴庆府（今银川）更近的滚钟口等地方呢？据史学家分析，主要原因还是逃避宫廷、躲避宁令哥。但是，近几年来，西夏学家通过不断地研究发现，西夏离宫的选址和元昊本人尊崇佛教、善晓浮屠有很大的关系。站在现在的西夏离宫故址前，你会很直观地感受到：这里不但气候凉爽，景色宜人，而且地形前水后山，山形颇似一尊巨型坐佛，而离宫恰好建在大佛的两手之上，这种景象在远离离宫遗址的地方看会更明显。李元昊或许是因为这样的心理因素，最终决定建离宫于大水沟旁，沾沾佛光，好保佑他的大夏国基业永固！大水沟处敬佛在随后的朝代中也有所体现，大水沟南山岸上就有庙宇一座，俗称上庙，沟外侧则有下庙。根据上庙后方摩崖石刻的内容：“钦差分守宁夏北路……于万历十一年秋季重修。”我们知道，上庙应建于明神宗万历年间，即1583年左右。那时重修一座小庙都惊动了钦差，可见，大水沟符合历史上很多人崇尚风水、尊佛敬佛的潜意识，李元昊也不例外。但敬佛归敬佛，劳民伤财、贪恋女色、贻误国事，什么佛也不会保佑李元昊的。连绵数十里的离宫废墟，用它们冰冷破碎的瓦砾无言地印证着元昊的桩桩暴行。

让我们再回头看看这一座仅存台面，就像瓦砾场一样的离宫吧。大水沟离宫遗址上有建筑地数十座，沟口南侧有十余座，其中最小的台面长20多米，宽70多米，高出地面12米左右。而沟口北侧则有3组建筑台地，第一组台地分上下两层，下层台地高出地面30米，第二组台地位于第一组台地之北，自上而下分四层，修筑在沿山长200米的山上，第三组台地位于第二组东北，共有3处，修筑在沿山坡500多米的地方。所有的台地台面都较平坦，其中端是将山坡削去，与台面形成直角，前端则以块石砌成壁，台的两侧或正中侧砌有石阶梯，以便上下行走。这些残留的离宫数字是枯燥的，在这枯燥的背后，则是散落在附近大量的西夏琉璃砖瓦、鸱吻瓦当和滴水等建筑残件，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的西夏离宫规模之浩大、气势之宏伟、劳民伤财之极致，不能不让人可憎可叹啊。不但如此，离宫下，李王渠的挖掘更是加速了元昊统治的瓦解，在西夏离宫前5里的山坡上，有一条南北向的废渠，蜿蜒上百米，就是李王渠遗址，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靖虏渠，元昊废渠也，旧名李王渠，南北长百三里，但石坚不可凿，沙深不可浚，财耗力困，竟不能成。”当然，如果李王渠其能开挖成功必定会比建造离宫更能让百姓归心。但转念想来，山下李王渠万民辛苦，开山凿地，而山上离宫歌舞升平，恣意尽欢，这样一幅反差强烈的场景，试问：李王渠又如何能有保障地修下去，离宫又如何能无忧无虑地住下去呢？最后只能落得万民辛劳付之东流，元昊大厦江河日下，留给今人的只有遗憾和叹息。那些曾经在马背上叱咤风云的创造者们，一旦耽于享乐，就不再是众人仰慕的英雄，迟早有一天会像眼前的西夏离宫一样，飘零无依，再有几多哀愁、几多感叹，都无济于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