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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楷模徐立平的家与国（第2页）

王玫也曾对媒体记者说过，“我们四院，绝不是只有一个徐立平。”让她无奈的是，他们没法把每个人都树成典型，只能选出一个代表人。

而徐立平也确实具有代表性，他的工作，他的经历，甚至他的家庭，都是典型的四院人的生存状态。

留守儿童

徐立平的父母也在航天四院工作，他是典型的“航天二代”——出生在大院儿里，上学在大院儿里，工作在大院儿里，结婚生子也在大院儿里。对他而言，航天四院的大院儿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故乡。

但这座大院儿并非一个固定的地理位置，它总在不断地迁徙。

从1956年北京近郊成立固体推进剂3人研制小组，到1996年坐落于西安东郊拥有上万职工的专业研究院，航天四院40年间经历了7次搬迁，行迹遍布北京、泸州、呼和浩特、湖北襄阳、陕西蓝田、西安等地，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固体发动机生产机构。

徐立平的父母，便是在四院不断搬迁的过程中，融入这个群体的成员。徐立平的母亲温荣书是1964年四院驻扎泸州时期招收的职工，她被分配到发动机装药车间工作，负责发动机浇注后的推进剂烘干工序。

徐立平的父亲徐桂林1966年从部队转业到四院工作，那时已搬迁至内蒙古呼和浩特郊区。徐桂林曾服役于543部队，那是中国第一支导弹防空部队，曾多次击落美制RB-57D、U-2高空侦察机。

徐桂林是一名汽车兵，负责驾驶地空导弹转运车，还能熟练吊装导弹，退役后便被分配到四院。

和那个时代所有人一样，徐立平的父母经组织批准结了婚。

1968年10月，徐立平在呼和浩特郊区的四院大院儿里出生，几个月后，他就被父亲送回了四川泸州长江边的姥姥家，那时候他还不会走路。

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一场全面战争的威胁。靠近中苏、中蒙边境地区的单位职工，必须将子女、家属向内地疏散。

那时节，中国从东到西的边境线附近，开往火车站的卡车接连不断，车厢里挤满了抱着孩子的家长，数以十万计的儿童、少年被送往内地。徐立平和四院职工的孩子们也在此时，被疏散回各自的老家。那是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必须在国家危急时刻坚守自己的岗位。

徐立平的母亲没能亲自送他回姥姥家，已经调到检验组的温荣书正参与一项重大任务，根本脱不开身。

她正负责检验一台发动机的推进剂浇注状况，这台新型发动机就要进行热试车试验，北京的总体设计部急等试车数据，用于计算运载火箭内弹道参数。这款发动机为中国卫星发射计划专门研制，将用于“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第三级，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

温荣书和同事们在检验中发现，发动机药柱头部出现了裂纹缺陷。这会影响推进剂燃烧方向和速度，造成测试数据不准，而产生的超量燃气，甚至会引起发动机爆炸。

按常规，这台发动机只能报废销毁，重新制造。但卫星发射任务紧迫，销毁重做的周期漫长，必然导致多个相关部门工作进度受阻，研制工作将因此拖延。

发动机设计室主任崔国良和装药车间工艺员陈明义等人提议，将推进剂开裂部位挖掉，用“灌浆法”修补，先解决试车的当务之急。有人坚决反对，认为这是不合规范的冒险之举，双方争论激烈难以决断。

主管科研生产的副院长杨南生，通过力学理论分析了开裂原因，又听取陈明义“用带水钢刀挖药”的建议之后，认为可以尝试，最终拍板决定挖药。陈明义第一个站起身，“我自愿报名，示范挖药！”杨南生点点头：“我陪你一起挖！”见此情形，众多技术员和工人也纷纷报名，一支由副院长率领的挖药“敢死队”迅速组建起来。队员们都知道，如果稍有闪失，就会与那一千多公斤推进剂一起灰飞烟灭，但没人因此退缩。

冒险奋战一个多星期，“敢死队”挖出32公斤推进剂，重新灌浆固化后，产品符合设计要求，并且取得了试车成功，卫星发射计划得以继续进行。但第一个报名挖药的陈明义，却因为长时间操作导致中毒，被送进医院救治，休养半个多月才康复。

此事在温荣书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那时，她时常思念远在千里之外泸州老家的儿子徐立平。她根本不曾想到，二十年后，徐立平也会经历同样的事情，并且情况更加严重。

子承母业

徐立平五岁时被接回呼和浩特，四年多未曾见面的父母，在他眼里就是陌生人。弟弟徐凡平已经三岁，妹妹徐艳平刚出生，他们很幸运，一直跟着父母生活。

虽然徐立平很快习惯了与父母相处，但像弟弟妹妹那样可以跟父母随意撒娇耍赖的亲近感却始终未能建立。与他年龄相仿的那一代四院职工子弟，因为同样的原因，都与父母有着或多或少的疏离感。那些小学毕业或初中毕业后才被接回大院儿的孩子，甚至对父母的“无情”还带有一丝怨恨。这是老一辈航天四院人心中的痛，“哎，当时也没办法呀，形势所迫必须送回去啊。”一位航天老专家说，“但是，孩子们毕竟接回我们身边了，总能照顾到。最感到愧疚的是……我们离家乡上千里，工作又忙……没机会在父母身边尽孝啊。”

自古忠孝两难全，四院的职工们为了国家的航天事业，辞别父母远离家乡，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不断地迁徙。搬迁，是那个年代军工单位的常态。

1974年，徐立平兄妹三人跟着父母离开呼和浩特，来到位于西安市50多公里外的蓝田县，那里是秦岭山脉的边缘地区。父母是为即将搬迁至此的四院营建新大院儿和厂区，其实，四院的大院儿很松散，下属的几个单位，分别位于蓝田县山区的几条山沟，每条山沟里，都要建厂房、办公楼、职工住宅，还要自建医院、学校、商店、粮站、食堂、锅炉房，每条山沟都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

徐立平和那一代四院孩子们一样，在子弟学校读完了小学、中学。1985年，因为对自己的语文和英语成绩实在没把握，跟父母商量后决定放弃高考，报考了四院自办的航天第一技工学校。1987年，徐立平以化工班第3名的成绩毕业，分配回四院工作。

在老一辈儿职工们的眼中，四院是一个矛盾的存在。“搞化工的就没什么好工作，要么是易燃易爆，要么是有毒有害。”但真要让子女去外单位工作，他们还真不愿意，因为“各方面情况都熟悉，并且，国家需要的单位，不可能倒闭”。

与天下所有父母一样，他们自己可以毫无畏惧地面对危险，却不愿意自己的孩子遭遇任何风险。为子女选择工作时，都想挑个远离危险的岗位。徐桂林也提前为儿子看好了一个“安全”岗位。可是，到了分配的时候，却因各种原因没去成，“安全岗位”实在是稀缺资源。

徐立平选择了7416厂三车间整形组，这个三车间就是妈妈温荣书当年曾工作过的装药车间，徐立平还问过妈妈，那里怎么样。可温荣书已经调离十几年，当年在那儿工作时，还没有端面整形这道工序。她也只是听别人说，“这是缺不了的岗位，能学到技术”，觉得是个不错的工作。

报到那天，温荣书亲自将儿子送进三车间，在四院，这并不是奇特的事，很多职工家庭都是两代人同在一个设计室、一个车间工作。温荣书知道三车间的危险，当年她曾亲眼见到推进剂燃烧事故，一位同事手指、耳朵当场被烧掉，那还只是一次小剂量的试制装药。

办完报到手续她对儿子反复嘱咐，以后一定要“注意安全”。

工匠修养

徐立平报到的整形组，算上他这个新来的学徒工，也只有7个人。那时发动机生产任务不多，药面整形不需要太多人手，其他车间也有整形工，但全厂加起来也就十几个人。

整形组组长王广仁是徐立平的师父，药面整形的高手，其实从事这行也只有8年。他1970年进厂工作时还没有端面修整工序，干的是灌浆工，因为当时推进剂性能不高，常出现开裂现象，必须进行灌浆修补。去除开裂缺陷部分时，要使用铲刀进行挖除，跟后来的药面整形有些类似，只不过没有精度要求。

1979年前后，端面整形才成为发动机生产时的必备工序，王广仁那批灌浆工才开始探索整形技术。他们借鉴鞋匠的修鞋刀和木工刨刀，自制出修整刀具，边干边总结修整技术，终于摸索出一套工艺方法。直到1984年，“药面整形工”才被列入国家职业工种设置，王广仁便成为中国第一批药面整形工之一。那时，全中国也只有二三十人从事这一行当，四院就占了一大半。

徐立平参加工作时，正是军工行业最困难的时期，众多重点型号研制工作被延缓或取消，资金投入大幅缩减，军队装备采购量也被极度压缩，工厂里各车间都处于半停工状态。虽然厂里活儿不多，但对学徒工的培训却从来没有松懈。

进厂就要参加一个月的安全培训。“我们厂房里有逃逸通道，也有一些消防器材。我们新员工上的第一节课，就是推进剂发生燃烧时怎么办。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大家都猜不到。”徐立平说，“不是去救火，而是赶紧逃生！因为推进剂内自带氧化剂，只有全部燃烧完才会灭，根本救不了。其实，能逃生的还只是旁边的非操作人员，推进剂被引燃只有零点几秒，操作人员连反应时间都没有，更别说逃跑了。”

安全培训结束后才能跟师父学手艺，对于一个学徒工而言，跟高水平的师父学技术，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学徒期只有一年，徒弟要跟着师父一起干活儿，学会基本技术和车间里的各种规矩。

如果徒弟干出了废品，罚款和处罚都落在师父头上。在车间里，“师父”与“师傅”虽然发音相同，但意思完全不同。“师傅”前面必须加上对方的姓氏，而“师父”只能叫“师父”，绝对不能加姓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