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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湾书事（第1页）

马家湾书事

2004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石嘴山区和惠农县，成立惠农区。人们或许不知道马家湾曾是惠农区的老地名，是撤销的惠农县的别称。我在那里生活了三年，当时，人们也叫马家湾为郊区。三十多年前这里有了第一家新华书店，我是书店的第一个营业员。那是一个人的书店，由我经营着。郊区34所中小学的课本都由我发放，可以自豪地说，我是马家湾图书发行的创始人，不知马家湾还记得我否。后来，发展为五个人，我就离开了，再后来，有了书店大楼，大楼成为惠农区街道的一部分。今年暑假前夕，我去马家湾招生，站在原书店的旧址前良久，回想那个小院，回想那个明亮的店堂，回想我住的那一间小屋，我想在这里寻找我青春的足迹，寻找我关于书的许多梦想。

1982年8月26日，我打开了店门，开始第一天营业。马家湾人少，没有多少读者光顾书店，开业这天我放了鞭炮，告诉人们这个地方有书店了。晚上，我一个人躺在小屋里，难以入睡。河蛙欢畅地叫着，鼓**着我的思绪。后来，我写了一篇散文，叫《蛙声》。直到今天，那蛙声依然鼓**着。这个书店已经落成一年了，因为生活艰苦，市书店派不出人来这里工作，我从部队回来，看上了书店有书可读，就欣然答应了经理的安排。的确，一个人的书店，所有的事情都由我支配。清静，有书读，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只是到了夜里，一个人守着一个小院，有些害怕。时间长了，一切正常，我的心才松弛下来。

逛书店的人逐渐多起来，我也逐渐与周围四邻熟悉了。读者多数是学生，学生都是中午来书店，所以，我的营业时间是灵活的。星期天是必须开门的。遇到不开门或者开门晚了，那些娃娃就跑到后院敲我的窗户，时而一个人，时而三五个，我领着他们从后门进了书店。他们偶尔买上一本书，多数时间不买，只是为了逛逛，随便翻翻。逛书店是一种修养，每次我都满足他们的要求。

书店平时很清静，最繁忙的时候是春秋发课本。二月下旬和八月下旬，各学校的老师像赶集一样汇集在我的小院，等待提课本。课前到书，要在一周之内把课本发完，有时候忙得中午都吃不上饭。大学校用汽车来拉书，多数学校装到手扶拖拉机上拉走了，小学校则用自行车驮。有一个小学校很偏僻，老校长骑自行车要走30多里路来提课本。那是一个人的学校，老校长负责一切事务。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一位老教师的情怀》里描述过老校长提课本的情景。时至今日，我觉得我的描述是有局限的，不能准确地表达老校长的精神世界，实际上，老校长在我心中的印象是不灭的，但难以用语言表达。

卖春联、卖年画是一年中最热闹的场面。农村年关很热闹，人们不仅聚集在农贸市场，还聚集在书店里。书店弥漫着准备过年的喜庆气氛，弥漫着农民对生活的期盼。马家湾没有书店时，农民都到石嘴山书店去买年画。现在有了书店，农民少跑许多路。不贴春联，不贴年画，就等于没有过年。家家买，家家贴，书店里挤得水泄不通。有的老乡唯恐买不上，就把十元钱往我手里塞，说：“不选了，不挑了，红纸上有字都是吉祥的，你随便给我卷十块钱的。”农民爱那些花花绿绿、红红火火喻示吉祥的年画，“五福”（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临门的年画、春联他们更喜欢，十大元帅跃马奔腾的年画农民也爱买。年轻人喜欢影星头像，小孩子则抢购小人儿书。这只是到了年关，书店本部的春联、年画销售情景。在这之前一个月，我还要骑着自行车往八个公社的供销社送年画。最远的是礼和，路最不好走的是去惠农监狱。那时，市书店唯一的交通工具是王海强开的三轮摩托。有一次，我坐他的车去惠农监狱送年画，半路上前车轮跑掉了，车正好翻在一架桥上，我被扣在车厢下，王海强以为我掉进河里，跑到桥下找我。有惊无险，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年过完了，我要给自己放长假。总店经理找不到我，几次气愤地叫喊要换人，但我的工作的确出色，也没有其他人愿意来，非我莫属，经理的气消了，说我比较辛苦，多休息几天也不碍事。到了五六月份，就该预定下一年的年画了。我和冯明臣装上年画样张，早晨六点出发，晚上八点回到大武口，骑着自行车挨个跑到八个公社的供销社去预定年画。我们骑自行车不是郊游，是工作，回到家脖子硬了，手腕子疼，更难受的是屁股疼得不敢沾凳子。

书店虽小，却可以说是郊区的文化中心，学校的老师没有不认识我的，周围的农民都跟我很熟。有时，我随便走走，走到农民家门口，他们只要看见我，就一定让我进家喝口水。我觉得农民的热情是对知识的崇拜，是对文化人的尊重。进了城以后，再也找不到那种淳厚质朴的笑脸了。

最值得纪念的是我在书店交的书友。我自己经营书店，肯定要给自己留些喜欢的书。有一天，踱进来一位着藏蓝色解放装的读者，眉宇间飘逸着学者的气息，显然与我平时结识的读者不同。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衣着严谨，不像城里的青年那样随便。他是住在郊区的人，还是到这里办事的？他是谁？我爱揣摩我的读者。他走到文学书柜前，就不再往前走了。不一会儿，他问我一些书有没有。我打开一个柜子，让他看。这是我留下的一些书。他把那些书拿出一大半，让我算价。我在算盘上噼噼啪啪一拨，给他报了价，他掏出170元。我收了钱，把书给他捆起来。他接过书，对我一笑，提上书走了。我惊讶着，一年多了，除集体买书超过百元，个人买书还没有这么大气的。这些书都是我平时留下来的好书，一次性让他买走，有些舍不得，而让他看了，就得割爱。我对这个读者产生了兴趣，想着他再来，我不断地进新书，留的好书又多了起来。可是，他再没有来。半年过去了，我彻底把他忘了。

第二年春天，沙尘暴不断，没有读者，我也就不开门营业了，躺在小屋里看书。有一天傍晚，风小了些，突然有人敲窗户，我翻身起来，拉开窗帘，是那个器宇不凡的特殊读者。我让他进屋。坐下来一谈书，话题自然就多起来，真是相见如故。天快黑了，他说他在学校住单身宿舍，我们去他那。我同意了。我骑着自行车带着他到了他的学校。我们神聊了一个通宵。我在他那里第一次听了盛中国的小提琴《梁山伯与祝英台》。还听他唱了十多首民歌。书啊，书缘啊，我们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以书为话题，友情越来越深。

我在马家湾书店的三年，最大的收获是结交了这个书友。这个书友，让我感到人格力量与文化力量的亲切关系。在以后的岁月里，我逐渐发现，任何与他接触过的朋友都能感到他身上有着春风化雨的魅力。他就是当代诗人邱新荣。在以后的岁月里，他给予我莫大的帮助。

马家湾三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难忘那个小书店，难忘马家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