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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齐家之方 家是一个人事业的根基（第3页）

到宋代，居敬渐被发展成为一种修养的方法。“居敬”一词，出于《论语》，原文是：“居敬而行简。”朱熹读后注曰“言自处以敬。”并且补充说：“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

曾国藩于道光二十年（1840）被授为翰林院检讨，开始专心精研理学，次年曾国藩从琉璃厂买来一本朱熹的《朱子全书》，回家后就开始认真研读。为了求得治学之道，曾国藩向多个在京的名人求教。其中唐鉴告诉他要以朱子之书为宗，把它当作一门课程，认真研修。后来，倭仁告诉他，“研几工夫最要紧。”从此，曾国藩就严格按照二位前辈的要求，悉心研究理学，同时把理学贯彻到自己平时的行动中去，个人修养，待人接物都以此为据。

具体到“敬”字，曾国藩说：“‘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干言万语不离此旨。”由此可见，“敬”在这些理学家的心目中是多么重要。

曾国藩一方面仔细研究理学家们所探讨的“敬”字的深刻含义，另一方面又做出了自己的解释。道光二十二年（1842），曾国藩在一篇日记中这样记载：从本年十月立志自新，专门立下课程，从“敬”字开始做起，并为“敬”字做出自己的解释：“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后来，曾国藩又做出了具体的描述：

内而专修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平天下，“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

在这里，对内强调心无杂念，谨慎小心；对外强调严肃整齐，庄重有礼；干事情则兢兢业业，毫不轻率，做到了这一切，就可以达到物顺人和，天下太平之气象，也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理想世界。

修身是一个人要做的最基本的事情，到后来宋儒把这一修身工夫发展成了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从外表、待人接物，以至内心世界的克制，都有详细的要求。曾国藩认为，居敬，对个人来说，有两方面的要求，可以达到两方面的效果。对内则求专静统一，以养大体，对外则整齐严肃，以养小体，如此下去，才会日渐强健。

曾国藩一生官至要职，加上军旅生涯，政务、军务缠身，为此常常感到精疲力尽，在日记和给朋友的书信中也常表达这种无奈心态。曾国藩常常把这种状况，归之于自己在“居敬”上面修养不够。天天忙于俗务，名利时时缠身，要想修身养性，怎么可能呢?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曾国藩在日记中说：

是日请客，至亥正方散。倦甚，勉强支持，仅乃了事。向使以重大之任见属，何以胜任?《记》云：“君子庄敬日强。”我日日安肆，日日衰尔，欲其强，得乎?譬诸树木，志之不立，本则拔矣。是知千方万语，莫先于立志也。

同年二月，曾国藩再次在日记中谈到自己疲倦无力的状况，并再次强调“居敬”对一个人身心修养、精神面貌的重要性，论述颇为详细：

倦甚，不能看书，眼蒙如老人。盖安肆日偷，积偷之至，腠理都极懈弛，不复足以固肌肤、束筋骸。于是，风寒易侵，日见疲软，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养小体也。又心不专一，则杂而无主。积之既久，必且忮求迭至，忿欲纷来。其究也，则摇摇如悬旌，皇皇如有所失。总之，曰无主而已。而乃酿为心病，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养大体也。在曾国藩这样的理学家眼里，读书跟做学问、做人是一致的，相通的，书中讲的道理就要在自己做人的实践中去体验。因此，曾国藩在这里说，读书要在“敬”“恒”二字上下功夫。

尽管曾国藩以理学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人、做学问、做事，无不遵循“敬”字，但他对自己仍不满意，他曾对一位朋友说：“国藩平生‘不敬’、‘无恒’二事，行年五十，百无一成，深自愧恨……仆待人处事，向多失之慢；今老矣，始改前失，望足下及早勉之。”这种不满意显示出他不断追求更高境界的进取之心。他的一生，就是在这样的“不自足”的驱使下，不断更上一层楼的。

不但在外做官要敬，在家中也要常常存敬之心。家是一个人生命、事业的出发点，能否在家中获得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好的基础教育，将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前途。曾国藩在家教中非常注意“敬”的培养。

他在家书中说：

家中兄弟子侄，总宜以“勤敬”二字为法。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吾生平于此二字少工夫，今谆谆以训吾昆弟子侄，务宜刻刻遵守。至要至要!家中若送信来，子侄辈亦可写禀来岳，并将此二字细细领会，层层写出，使我放心也。

曾国藩很清楚，自己的这一家族之所以出现兴旺之象，是上代祖先们不断努力进取的结果，作为后辈，只有将这一传统流传下去，才能使家业保持兴旺。同时，敬重长辈，也是晚辈对长辈为家族振兴作出贡献的一种认可，一种景仰，从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来说，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家学会敬养父母，走上社会才会知道尊重他人，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同时，一家之中有了“勤、敬”的门风，也才会赢得族人、乃至邻人的敬重，这关系到一家之声誉。无论从个人发展、家族声望来说，“敬”都是不可或缺的家教内容。

除了不断提醒自己的几个弟弟在“勤、敬”上做好表率，督促子侄们认真践行之外，曾国藩对自己的儿子更是严格要求，一点也不马虎，并时时以自己为例加以警示：

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

这里，曾国藩告诫儿子曾纪泽要举止端庄、说话谨慎，不要整天嘻嘻哈哈，自己首先要严格要求，有让人值得尊敬的根本，别人才会尊敬。

对于亲友中出现的不肖之徒，曾国藩就写信给儿子，让他不要学人不好的一面，要谨小慎微，心中有知耻敬畏之心，然后说话、行事才会知道什么不该做、什么可以做。否则，由于自己的不慎，别人久之已经习惯，对你的所作所为根本不在乎，不尊重你，那你的成长就既没有了动力，也没有了压力，就会归于堕落。

（袁婿学坏）尔等在家却不宜过露痕迹，人所以稍顾体面者，冀人之敬重也。若人之傲惰鄙弃业已露出，则索性**然无耻，拚弃不顾。

除了谆谆教导自己的兄弟、子侄们以敬持家，以敬修身之外，曾国藩也非常注重自己的表率作用，言传不如身教，自己不正，怎么能正人呢?对于自己表现出来的不敬的行为、言语，曾国藩常常在日记中表达出警省、自责之意，意在提醒自己。

家教是树立门风，教育后代的重要手段，良好的家教对于后辈的成长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时代，一个有良好家风，严格家教的家庭，无疑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躲避社会上污浊之气的港湾。曾国藩的后代名人济济，与曾国藩倡导的严格家教关系甚大。

5．戒惰戒傲，家门常兴

关于如何防止人生和事业的失败，曾国藩特别提出了一个“傲”字，一个“惰”字。他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吾因军事而推之，莫不皆然。”

关于骄傲，他考察古今人物，发现“愤激愈久”与“得意愈久”，都可能产生傲气，而古往今来恃傲而目中无人者，比比皆是。独有李白能傲古今骚客之短，而诸人称道。其他但凡恃傲藐人者，莫不最后落得个声败名裂；因此，历来德厚修深者，都把“戒傲”作为自己的必修功课，但阐述得详尽周密，并终身以此为鉴的人中，唯曾国藩最甚。

曾国藩在给他四弟的信中，很是精彩地说道：“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着，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能，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未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论诗文，实亦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已，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

又写道：“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读，只为傲气太胜，自满自足，遂不能有所成。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满之人，识者见之，发一冷笑而已。又有当名士者，鄙科名如粪土，或好作古诗，或好讲考据，或好谈理学，嚣嚣然自以为压倒一切矣。自识者观之，彼其所造，曾无几何，并足发一冷笑而已。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

曾国藩的这两段论述直指世上的那些读书人，恐怕他也早就知道，世上只有儒者和为将者的傲气最重，然而他自己偏既是读书的儒者，又是带兵的将领，所以，戒傲之心，恐怕是曾国藩穷毕生之意志而力戒的吧。

曾国藩自己是很注意“戒傲”这一修身之要的。如他在家书中就多次谈到：“余平生科名极为顺遂，惟小七次考不售。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太丑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当时之不敢怨言，诸弟同之亲、叔父及朱尧阶便知。盖场屋之中，只有文丑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此一定之理也。”

曾国藩在仕途上可谓官运亨通，十年之中连升十级，并在京师赢得了较好的声望。但对此，曾国藩反而以“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自谦，可谓“戒傲”工夫深厚，个人修养之成就。

曾家的“戒傲”之风，可谓悠远。从曾国藩的祖父、父辈起，便时刻以“戒傲”为训。如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吾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进京散馆，十月二十八早侍祖父星冈公于阶前，请曰：‘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星冈公曰：‘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今吾谨述此语告诫两弟，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唐虞之恶人曰丹朱，傲；曰象，傲；桀纣之无道，曰强足以拒谏，辩足以饰非，谓已有天命，谓敬不足行，皆傲也。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儆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傲字。昨日徽州未败之前，次青（引注：指李元度）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见，既败之后，余益加猛省，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

“傲”可以招致“军事之败”，也可使一个大的家族迅速衰败，曾国藩的论述可谓深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曾氏家族里对“傲”的警醒，不亚于对毒蛇的惊悚。

曾国藩“戒傲”，还劝勉其弟“戒傲”，并多次附专门家书严以劝谏。如在给四弟澄候的信中说：“弟言家中子弟无不谦者，此却未然，余观弟近日心中极其骄傲。凡畏人，不敢妄议论者，谦谨者也；凡好讥评人短者，骄傲者也。弟于营中之人，如季高、次青、作梅、树堂诸君子，弟皆有信来讥评其短，且有讥至两次三次者。营中与弟生疏之人，尚且讥评，则乡间之与弟熟识者，更鄙睨嘲斥可知矣。弟尚如此，则诸子侄之藐视—切、信口雌黄可知矣。谚云：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非必锦衣玉食，动手打人而后谓之骄傲也；但使志得意满毫无畏忌，开口议人短长，即是极骄傲耳。余正月初四信中言戒骄字，以不轻非从笑人为第一义；戒惰字，以不晚起为第一义。望弟常常猛省，并戒子侄也。”此信可谓严厉。

曾国藩对于曾氏下一代的成长，也给予了很多的关心和呵护，特别是对下一代的“戒傲”，更在他的家书中屡屡可见。如：“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前函以傲字箴规两弟，两弟不深信，犹能自省自惕，若以傲字告诫子侄，则全然不解。盖自出世以来，只做过大，并未做过小，故一切茫然，不似两弟做过小，吃过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