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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齐家之方 家是一个人事业的根基（第4页）

他的另一封家书中又说道：“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属。临行时，教以三戒之首，末二条极力去傲惰二弊，当已牢记之矣，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士之始，务知自重。酷热尤须保养身体。此嘱。”

这封信是曾国藩给他儿子纪鸿的，当时纪鸿要赴省城参加进身考试。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作为一位严父的爱心。在此之前，曾国藩已去一信以教导，这封补寄出去的信函，足以表达做父亲的对儿子的挂念和一颗热切的爱子之心，在这里，曾国藩告诫儿子：虽为“世家子弟”，但要牢记“极力去傲惰二弊”，进“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的细节也一再叮嘱。“不可送条子”，也正是这位堂堂的一等侯爵所担心的，曾国藩不愧为一代严父。但是后一句“酷热尤须保养身体”，却又催人潸然泪下!可谓威恩并存，严中有慈。

曾国藩虽然戒傲如毒，防之甚严，然而即令带兵以后，也曾有过因胜而傲，因傲而败的经历；亲自验证了“骄兵必败”的说法。由此可见，傲气极易滋生，极易失控，戒傲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得不时刻小心提防。

湘军攻陷九江之后，兵锋直指安庆。又像从关田家镇大胜后一样，甚嚣尘上，不可一世。就连曾国藩也被骄傲情绪所左右：“安庆逆党无多，或可以虚声下之，金陵克复亦指日可待”。似乎太平军已不堪一击了。

咸丰八年（1850）七月，太平军夺取庐州。于是，曾国藩决定抓紧进攻，议将东进军分南北两路，南路由都兴阿、鲍超会合水师进军安庆；北路由李续宾、曾国华夺取庐州。自认为无战不克的李续宾领命后，一路猛进，连下潜山、桐城、舒城，直抵三河。

三河镇是庐州府的屏障，为水陆要冲，取庐州必先夺三河。太平军在三河筑大城一座，城外环筑九垒，凭河设险，易守难攻。九月二十八日，湘军七千余人对三河展开凌厉攻势。仅四天，城外九垒皆被攻破。但主城坚不可拔，守军猛拒，湘军死伤惨重。

三河之役，湘军除少量逃脱外，六千人丧生，损失空前惨重。李续宾一军是罗泽南旧部，是湘军最基本、最有战斗力的主力。它的覆灭，无异晴空霹雳，足以震撼全军，影响全局。曾国藩亦痛心疾首，说当时“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气骄轻敌，给了曾国藩一个不小的教训。

这一仗，对战略全局影响极大，此后太平军还乘胜反击，连克舒城、潜山、桐城、太湖四县。进攻安庆的都兴阿、鲍超见太平军攻势迅猛，不战自退。湘军被迫处于守势。曾国藩又陷入惊惧难安的境地。

关于戒惰，曾国藩一生可谓戒惰如仇。

曾国藩在给诸弟的家书中曾说：“惟兄弟俱懒，我以有事而懒，六弟无事而亦懒，是我不甚满意处。若三人俱勤，则气象更兴旺矣。”懒惰乃人生之大敌。曾国藩在他的日记和家书中多有提及，以警示诸弟和子侄，务要除去一“惰”字，戒惰是曾国藩修身智慧的又一重要见解。

他在复陈俊臣书云：“鄙人近岁在军，不问战事之利钝，但克一己之懒惰。”又在复葛章山的信中也说：“国藩生平，坐不敬、无恒二事，人年五十，百无一成，深自悔恨!”

这些，都是有关“除惰”的话。又如：

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养畜，日见其大而不觉耳。

戒惰如仇，勤劳不懈，贯穿了曾国藩的一生。无论是在京师，还是在军中，他都保持着黎明即起，深夜方息的习惯，并且要求部下和家人也都这样做。

在军中，由于曾国藩早起有定时，虽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而且，按曾国藩的规定，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方才开始，差一个人也不能动筷子。曾国藩、李鸿章，一是湘人，一是皖人，习惯颇有不同。曾国藩每天天刚亮就要吃早餐，李鸿章则不然。以其不惯拘束的文人习气，而且又出身富豪之家，对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每天的一顿早餐实在成了他沉重的负担。一天，他假称头疼，没有起床。曾国藩派弁兵去请他吃早饭，他还是不肯起来。之后，曾国藩又接二连三地派人去催他。李鸿章没有料到这点小事竟让曾国藩动了肝火，便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大营。他一入座，曾国藩就下令开饭。吃饭时，大家一言不发。饭后，曾国藩把筷子一放，板起面孔对李鸿章一字一板地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李鸿章何曾领受过当众被训斥的滋味?心中直是打颤。从此，李鸿章再也没有晚起过。

对于内眷、女儿、儿媳等，曾国藩也从不姑息，同样严饬勤劳。他规定：“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织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此二者，妇职之最要者也。”

同治七年，在金陵衙署，他的女儿随父居住，对这些早已是贵不可言的“千金小姐”，曾国藩给她们制定了每天习劳的繁重功课单，并写了四句话：“家勤则兴，人勤则俭。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这些女工的内容，诚然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但曾国藩要求内眷不染官家习气、勤劳而不闲逸的精神，至今仍然有着鲜活的生命力。

儿子曾纪泽新婚，曾国藩特写信与其子嘱其转诫新妇，要学习纺织酒食二事，要亲自下厨房，讲求做酒食小菜。他在南京总督府任内，其夫人和儿媳们每晚还要织麻纺纱，很少间断，此以视达官贵人豪富之家妻女的生活，真是有天壤之别。

6．耕读传家，泽及后人

大致而言，官宦人家的子弟多骄，多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而不肯实干，因而很难有大的作为；商贾人家的子弟多奢，往往沉溺于享乐之中，乃至饱暖思**欲，也很难振作精神，干一番事业；工农家庭的子弟由于社会地位低微，生活范围狭窄，虽多朴实却被限制了眼界；读书人家的子弟虽知书明理、眼界较宽，却往往缺少吃苦耐劳的品德。比较下来，似乎只有半耕半读或半工半读家庭的子弟，比较有出息。由此看来，家庭对于后代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曾门家教，有良好的传统。有记录可查的能上溯七代，到曾国藩的父祖辈，“事迹”更多起来。他的父亲曾麟书承继家教，是曾国藩常常挂在嘴边的。

曾麟书，字竹亭，振名毓济，是曾星冈的长子。曾麟书自幼受到其父曾星冈的严格家训，指望他读书以猎取功名，“穷年磨砺，期于有成”。但他天资愚钝，“平生劬劳于学，课徒传业者盖二十有余年”，考过16次童试，都是名落孙山，直至43岁那年，“始得补县学生员”。仅比他的长子曾国藩早一年入县学。他自知才短，无望跻身仕途的更高阶梯，遂“发愤教督诸子”，将光大门第的希望寄托在曾国藩兄弟身上。

曾麟书很重视对其子弟的基础教育，并且督课非常耐心、细致。他常对曾国藩等人说：“吾固钝拙，训告尔辈钝者，不以为烦苦也。”曾国藩兄弟5人，从小就在其严格训导之下刻苦读书，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家学根底。据曾国藩回忆说，他从8岁起就在父亲执教的家塾里读书，直至20岁那年才离开家乡，到衡阳唐氏家塾去求学，儿时父亲循循诱教的情景，他无时不铭记在心。

而对于子弟们在学业上的每一个进步，每一点收获，他总是因势利导，给予鼓励。如曾国华在其兄曾国藩的帮助下，文章大有进步，他便立即写信对长子曾国藩说：“读者专发愤，教者亦善于引导，可谓兄友弟恭，相与有成。”只要曾国藩兄弟专心于学，并且学有长进，他总是为他们多方创造条件，从不吝惜钱财。在当时，曾麟书兄弟俩人虽继承了父亲曾星冈艰苦创业得来的较为富裕的家产，但他要负担五个儿子读书的所需费用，经济上并不十分充裕。但只要是儿辈读书所需，他都尽力资助。

曾麟书从自己多次应试的实践中认识到，要光大门第，金榜题名，不可不讲求读《四书》、《五经》，不可不讲究制艺文字，不可不讲究作八股文或时文。他在家书中反复训导曾国藩兄弟，一定要把这一层道理弄明白，铭记在心。否则就是不务正业，就是白费心，徒劳无益。他说：“朝廷立法数瓦不易者，唯制艺耳。”他不仅要求儿辈重视制艺之作，并且谕嘱曾国藩，“此后教纪泽读书，定要作八股”；“本朝以文章诗赋考言，以字迹端方取士，实属不易之良法。尔教子宜急教做文章。学小楷，填勿以予言为非，鄙而勿听也”。

这就是说，要实现金榜高中，做好文章，写好字，是必经之途；而要做好文章，就必须熟读《四书》和《五经》。它不仅可以使人明理达礼，更重要的是可以应付严格的科举考试。曾麟书曾语重心长地对曾国藩说：“《四书》文章亦宜讲究，代圣贤立言，正可以发其孝弟之心，仁义之理，所关正大，不可忽略。”对于曾麟书的苦心教导，曾国藩兄弟均是谨守不二。尤其是作为长子的曾国藩，在教育子孙辈读书做人等问题上，总结了祖父和父亲所制订的一整套方法，而且加以继承和发展，在家教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

曾麟书在督教曾国藩兄弟读书的过程中，逐渐总结出了一条现实可行的经验，就是对受教育者须循循善诱，不重在求速效，而在于教之有常，学之有心。“教之有常，自然有效；学之有心，业必有成”。在他的晚年，由于曾国藩兄弟大都取得了功名，从而他表示要把教导孙辈和管理农事的责任继续担当起来，“仍杜门不出；课孙子，检点农事，守吾之拙而已”。

曾国藩认为家中不可无人操持，因此多次劝告弟弟们回家，可是无人听从。后来他借曾国潢在军中的一次失误，说他不适合从军，硬是把他赶回了家中，让他全力主持家政，教导子侄。曾国潢开始时不服气，后来渐渐明白，也就没有怨言了。曾国藩几乎隔几天就要给他写一封信，其中告诫最多的，就是“俭”字。咸丰十年（1860）五月十四日，他在信中写道：弟为余料理家事，总以“俭”字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俭，此居家居乡之要诀也。

他说：天下凡是官宦家族，往往至多一代人便享用殆尽，其子孙后代也开始骄逸懒散，继而**不羁，最终走向堕落，能延续一两代是很少见的。巨商富贾的家族，勤俭的能延续三四代；农耕读书的家族，谨慎朴实的能延续五六代；孝敬长辈、与人友善的家族，则能延续十代八代。我今生依赖祖宗积德，顺利得志，唯恐我一人享用殆尽，因此教育各位弟弟和儿辈，共同立志发奋成为耕读、孝悌、与人友善的家族，而不愿成为仕宦家族。各位弟弟读书不可以不多，用功不可以不勤，切不可时刻为了达到科名仕宦的目的着想。如果不能识透这层道理，即使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取得显赫的仕宦官位，也终究算不上先辈的贤德孝顺的后代，算不上我家的功臣。若能识透这层道理，那我就异常的钦佩。澄弟常以我升官得志，便说我是孝子贤孙，殊不知这并非贤德孝顺。如果以升官得志为贤德孝顺，那么李林甫、卢怀慎之流，何尝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显赫一时的人物，岂不可以说得上是孝子贤孙吗?我深知自己学浅才疏，误得高位，于是事事留心，现在我虽在仕途宦海之中，却时刻作着弃官上岸的打算，假如到了弃官回家的时候，我本身可以不追求任何名利，妻子可以在家劳动，可以对得起祖父兄弟，对得起家族乡党，仅此而已。

他告诫儿子纪泽、纪鸿不可从军，不可做官。他说：为父我自从投笔从戎以来，就怀着临危受命之志。丁、戊两年我抱病在家，经常会担心溘然死去，从而违背了我的初衷，失信于天下。被皇上再次起用出山以后，我的意志就更加坚定。这次若遭遇不测，我也毫无牵挂。我自念庸碌无知，官至一品，寿逾五十，薄有浮名，兼秉重兵，已得到太多太多的荣誉和优待，死又何憾!唯有诗歌，我曾经下了很深的功夫，苦苦探索，而未能介然用之，独辟康庄。在古文方面，我用功最深，收获最大，如果早早命归西天，那我的独到见解和体会就会成为“广陵散”。在写字方面，我用功最浅，近年来也略有入处。这三个方面一无所成，我无不耿耿于怀。

7．手足之情最真挚

曾国藩虽为官京城，但常心系家乡，思念家乡亲人，尤其对兄弟姐妹，可谓手足情深。

在所有兄弟中，曾国藩居长，下有四个弟弟，从长到幼依次是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曾国潢出生时，曾国藩年仅十岁，正是天真烂漫时．却已经读完五经，开始学写文章。于是，其祖父星冈公便笑着让曾国藩以“兄弟怡怡”为题写篇文章。曾国藩颔首答应，展纸研墨，很快成文。祖父看罢．十分高兴地说：“文中有至性语句，以后必能以孝友承家!”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时，最小的弟弟曾国葆也已十一岁。这时，曾国藩更加努力地来尽长兄的责任。在他看来，教导诸弟进步，不仅是同胞手足之情的体现，更是为尽到孝道所必须做的。曾国藩在家时就曾辅导过曾国潢的功课，来京后曾国藩亦时常写信督促。曾国华生性心高气傲，经受不了挫折，稍有不顺心，便牢骚满腹。针对这种情况，曾国藩给他取字温甫。曾国华十八岁时，正式过继给叔父曾骥云为嗣，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因此与这位弟弟疏远。

在诸弟中，曾国荃是最聪颖好学的，五岁时便人私塾读书，不到十岁便可作诗联对。据说，曾国荃九岁时，曾有一位先生出“君子保身”让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来对。曾麟书对以“小人有母”，一旁的国荃则对以“帝乙归妹”，被赞为神童。道光二十年（1840年），曾麟书送曾国藩妻儿进京，曾国荃随行，被曾国藩留京读书。起初，曾国荃还算用心，但数月后便归心似箭。经曾国藩一番劝说方留下来，但是后来如此反复几次，曾国藩只好送曾国荃回去。起程之日，曾国藩亲自相送，一程又一程，直到卢沟桥头，甚是难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