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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印刷厂到联合厂(第1页)

从印刷厂到联合厂

领导挽留人才,父亲失去了难得的上省城培养的良好机会。他从基层被调回县城,安排到轻工业局下属的印刷厂,继续从事与艺术无关的财会工作。

被调离南嘉的头天傍晚,父亲一个人来到清水江边,坐在石崖上,无声无息地目送滔滔江水向东流去,暗红的夕阳在波浪上跳动着好看而又奇怪的色彩。

印刷厂只有7个人,一台石印机,一台平台机,人手不够。领导同意了父亲的申请,安排母亲作为家属进印刷厂从事后勤工作。哥哥已到读书的年龄,母亲进城工作,既解决了哥哥读书的问题,父母也不再两地分居了。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1958年开始,中国西南甚至整个国家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袭击,物资匮乏,物价上涨,父母两人的工资只能在节俭中勉强维持生计,还要支付父亲买书买绘画材料的费用,入不敷出,母亲只好工余替人洗衣增加收入。父亲只顾工作,除了工作就是学习和画画。这时候,父亲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幅版画《黎明前的号角》,入选贵州版画展。第二幅版画《爷孙俩》刊发在《贵州画报》上。

父亲负责会计、出纳,但由于没有厂长,他还兼任印刷厂负责人和采购员。父亲是个懂业务的负责人,在他的努力下,仅半年时间,印刷厂的创利大幅提升,半年创收6000多元,工人们都赞扬父亲是个好当家。

到了年底,老百姓因为自然灾害吃饭都成了问题,但印刷厂仍积蓄有不少糯米、大米、面粉、食用油、白砂糖等食品。自己的小家困难,远在乡下的爷爷奶奶的大家庭也非常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却从不私自动用公家的物品。四叔在剑河中学参军,即将远行,奶奶大老远来县城看望四叔,家里没有粮食,父亲只能带奶奶到食堂吃栗子饭。食量大的爷爷过不了食品匮乏的“饿饭”关病倒了,直到1959年春天爷爷病危到去世,父亲也不敢动用一粒公家粮食解燃眉之急,父亲因此受到大伯的严厉责怪。母亲也时常责怪原则性特别强的父亲“当爹不像爹”,每次出门采购,连带块糖给儿子都没有过。父亲不喝酒,不抽烟,不贪食,不图玩乐,本着廉洁安度人生,这是父亲的品格。我还记得后来父亲担任文化馆馆长的时候,有人要承租文化馆当街的店铺,给我家送了块猪肉(五六斤重),父亲既把店铺租给了那人,又把猪肉退了回去,因此被知情人视为“傻子”。这股“傻气”是父亲一辈子从没犯过与经济相关的错误的原因。

没过多久,父亲的顶头上司——轻工业局的欧副局长被撤职罢官。欧副局长一行人在清水江十里长滩遭遇翻船,姓刘的干部告发欧副局长捞到一块船板脱险,没有救自己,欧副局长因“见死不救,丧失人道”而被摘掉乌纱帽。丢官成为普通职工的欧副局长,负责船舶改造,每月领取15元生活费。善良的父亲不忘旧情,经常接待欧副局长食住,尽管自家工薪微薄,亦节约周济。欧副局长是南明大洋人,熟习水性,水里头真有几下子。他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下河打得一条3斤多重的马口鱼,把父亲请过去和他享用了一顿美餐。吃鱼的时候,父亲问他:“你水性这样好,翻船的时候怎么不救人呢?”他说:“那可是十里长滩,水急浪高,我没法救啊。”父亲评价说:“你虽然说得在理,但救与不救是有区别的。”欧副局长听了父亲的话,露出了羞愧的神色。

因为企业裁员,母亲被下放回南明,父亲这个美术人才被调到县联合厂继续从事财会工作。

县联合厂的黄德旺厂长也是个实干的人,从村干部到区供销社干部,再到县联合厂任厂长兼党支部书记,还是全国先进工作者。父亲是县里的艺术名人,是领导口中的人才,黄厂长也器重父亲,在大会小会上说父亲工作踏实、责任心极强,有高度荣誉感。这年,父亲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

黄厂长工作有冲劲,厂里大小事他一人说了算。那年月经济落后,生活困难,遇到自然灾害更是雪上加霜,职工每月仅能吃上半斤肉食。黄厂长不听副厂长的劝阻,大着胆子从县人民武装部找熟人要到枪弹,派出两名工人长年上山打野猪改善食堂伙食,工人们都很感激他。但黄厂长、王会计、黄事务长也联成一伙,经常占食堂的便宜,曾背着库存人员撬开库房拿酒精混水喝。

财会工作繁琐辛苦,但父亲没有放下他的美术爱好,把晚上和周末时间全部用在了美术上。1959年上半年,父亲创作的第三幅版画《公社春来早》(后改名为《瑶山春早》)和连环画《公社带来苗家乐》入选贵州美术作品展,同时宣传画《献礼》在《山花》杂志发表。

1960年初春的一天,大大咧咧、心直口快的黄厂长,拿着组织部文件找到父亲:“万增,你要被调到文化馆从事你的专业去了,马上要离开我们了……”刚从省城出差回到单位的父亲听到这个好消息,紧紧地握住黄厂长的手表达谢意。

父亲被调离联合厂之后没过一年,以黄厂长为首的吃吃喝喝、多吃多占的干部全部犯了经济错误,有的被撤职、开除党籍,有的遭降薪处分。“贪”字头上两把刀啊!听到这消息,父亲心头很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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